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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求、監禁、改造、槍決:台灣教師受難錄 | 民報 Taiwan People News

2015/09/27

許多教師(特別是資深或退休教師)對戒嚴時代還存有完美的想像:領袖偉大,政府英明,社會祥和,民生樂利,滿意度高,犯罪率低。不像現在,阿扁總統貪腐,民進黨偏激,太陽花暴民,反課綱民粹,再這樣亂下去,中共隨時會打過來……

總之,在他們眼中,國民黨主政(或兩蔣主政)的戒嚴時代,是英明盛世;民進黨主政的時代,是八年亂世。他們以這種二元對立觀點,建構對於台灣的想像,以此說服自己,也以此教育學生。

不同的是,戒嚴時代這種觀點可以誇誇其談;解嚴之後,對學生必須繞彎子,不能講太白。畢竟這是「民粹政治」的時代,學生動不動就要抗議。套國民黨總統參選人洪秀柱的話,都是因為政客「做了最壞的示範」。

這些教師,心態上是戒嚴時代的遺臣;許多觀點,都跟當今的主流民意格格不入,反而和洪秀柱的〈反省與承擔〉一文相當貼切。事實上,洪秀柱曾任教職十年,該文可視為這群「戒嚴遺臣」的教師們共同的心聲。他們是被戒嚴文化塑造的一群,意識形態的僵化難綁,很多觀點禁不起邏輯檢驗,他們卻深信不疑。這個問題太大了,也顯示台灣社會的除魅(Disenchant)之難。

六百名教師判刑,近百名教師槍決

本文無法處理這麼複雜的政治學和社會學問題。只能簡單提問:那個被「戒嚴遺臣」們艷羨的、田園牧歌式的、祥和樂利的社會,真的存在嗎?

「安定」是一個關鍵詞。這是國民黨政府標榜的核心價值,也是這群「戒嚴遺臣」緬懷的往日榮光。然而,這種「安定」是以多少人的自由生命為犧牲,進行何其廣泛深遠的人權侵害,這群「戒嚴遺臣」可曾想過?

別的不談,就只談教育界。根據筆者粗略估計,戒嚴期間,在這個號稱具有「尊師重道」美德的國家,坐牢的老師有六、七百人,其中將近一百人被判死刑。他們的受難血淚斑斑,本文只能以幾位教師為例,略述他們在白色恐怖所受到的非人和屈辱待遇,以窺台灣教師受難之一斑。

一位在台中外埔鄉安定國小任教的楊維昭(假名)老師,1951年3月3日被捕,此後連續四天五夜,被刑警疲勞偵訊和刑求逼供。他後來在軍法處翻案:「3月7日至3月8日,連續二十五小時的不眠受審,歷三小時的慘酷刑打,故在押人受不了苦,除了用常識不能判斷的事以外,都不得不承認許多冤枉口供…故知在押人的參加共黨,實出於屈打成招。」

楊維昭老師的情形,是許多政治犯的通例。他們在偵訊階段「受不了苦」(刑求會讓人生不如死),因此被迫做出不實的自白書或筆錄。但這自白書或筆錄是一道死結,到了審判階段就成為判罪的唯一證據,使他們承受更重、更久的苦難。當局設下了雙重圈套,政治犯就是這樣製造出來的!

要說明的是,楊維昭1949年6月因為「對國家及三民主義發生信仰」而加入國民黨,後來因向朋友借了兩本禁書而涉案。這位國民黨籍老師,遂陷入他稱之為「奇冤橫禍」的國民黨政治獄,被判刑十五年。

又如1970、1971年連續發生的台南美國新聞處爆炸案、台北花旗銀行爆炸案,至今都是懸案,凶手仍逍遙法外,但包括李敖、謝聰敏等八人卻因此案而入獄,成為白色恐怖的典型冤案。

其中台南仁德鄉大甲國小老師郭榮文,和一位技工詹重雄被指控裝置炸彈。根據同案的李政一描述:「一到訊問房,辦案土匪就來勢洶洶的刑求、不由分說,迫令招供爆炸事件。詹、郭初則咬緊牙關,堅持到底;旋遭灌水慘刑;幾次折磨之後,實在忍受不了,雙雙屈服。」郭、詹兩人都被判刑五年八個月。

相形之下,台中外埔國小的陳永泉老師算是幸運的。據其本人陳述,1952年3月,外埔國小多位老師被捕,他也被牽連入獄:「是日下午被約談,即送入台中縣警察局拘留所羈押。拘留期間,被刑警日夜拷打灌水,令人恐怖萌生厭世自殺。賴家屬出資三千元送禮,交與拘留所刑警,過幾天即41年6月間以罪嫌不足釋放。」

相形之下,高雄女中的陳永生老師卻非常不幸。他在獄中很出名,敢公開罵蔣介石,這是他坐牢坐到發瘋所得到的「特權」。這使得他成為政治犯的「代言人」,敢講出許多人的心聲。一則官方文件便稱:「叛亂犯陳永生屢次辱罵元首,影響監犯守法情緒至大。」據說他最後病逝醫院,不過真實原因不詳。

和陳永生一樣,沒有辦法活著出獄的,還有高雄立德國中首任校長黃永康。他被清算廿八年前在中國的紅色背景而入獄,還沒審判就病逝醫院。官方聲稱他死於「急性胃腸穿孔性內出血症」。這是病狀,不是病因。病因是否跟特務慣用的刑求手段:灌汽油、灌辣椒水有關?值得懷疑。

            

     戒嚴時代的地理教育,關於中華民國的領土論述,是一大堆瘋話,但學生必須狂記死背。(黃謙賢攝)

特務改造教師,實行瘋子教育

這些教師,個個都不是壞人,卻個個被稱為「匪」,稱為「叛徒」。死刑犯如許強(台大醫學院副教授)、郭慶(雲林貓兒干國小校長)、張敏之(煙台聯中校長)、鍾浩東(基隆中學校長)等,被抓去刑場槍決;其餘活下來的,不是整天在僅可容身的牢房擠上好幾年,就是接受重度勞動改造以及思想改造(官方稱為感化)。

教師接受思想改造?沒有錯。任憑你是教授如盧修一(文化)、李武忠(台北工專)、吳盛木(政大),也要在「生教所」被強制洗腦。政治犯的洗腦作業,大部分由特務包辦,並且由特務考核,因此是特務負責改造教師。而這些特務不是保安司令部和警備總部的老粗軍人,就是政工幹校的政工官、政戰幹事,思想僵化,滿口教條,由他們來「感化」教師,師道的悲哀破表。

國民黨對政治犯的洗腦並非虛應故事。它有一套複雜的考核機制,根據各個細項、各種表現來打分數,最後算出總分,由考核官、複核官,主官逐層簽批,通過後才放人。政治犯沒有累進處遇,五年以下偶有假釋;五年以上除非大赦,否則都要關到期滿,甚至期滿仍不放人,再關幾個月或幾年也不乏其例。

前面提到的楊維昭老師,在經過軍人監獄、新生訓導處、軍法處看守所三處監獄、十五年刑滿之時,在軍人監獄的考核表(其實是綜合這十五年的考核成績)拿了七十七分。其中在考核表的「教化心得」欄,楊維昭寫道:「受訓後,頓悟了  總理首創革命、推翻滿清、建立中華;  領袖繼承  國父的遺志、南征北伐、驅除日寇、消滅共匪的偉大精神。我們惟有實行三民主義,追隨  領袖的領導,始能挽救國家的危亡。」

在「受教誨之感想」欄寫道:「十多年來的教誨教育,領悟了三民主義與救國的真諦,知非必改。惟有真誠服從  領袖,消滅共匪,才能得到國家的自由與富強和世界的和平。」在「可能提供之保證」欄寫道:「今後願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下,誓為國家民族之利益而努力;如有違背此言,願受政府最嚴厲之制裁。」

不只如此,楊維昭還要寫〈誓書〉:「自今以後,服膺三民主義,當忠誠接受政府領導,遵行法令,並願接受指定工作及管教,一切為反共復國而努力。如有違背誓言,願接受最嚴厲之制裁。」如此一番折騰才能出獄,出獄後,還要交付保護管束;換言之,從小牢轉到大牢,繼續受警方監控。

不只楊維昭,每個政治犯都要被考核,都要寫這類千篇一律的話,否則不能出獄。姑不論是真話或假話,這種洗腦成果令人不寒而慄。十五年前,楊維昭還在呼救喊冤;十五年後,他的感言完全與官方同一口徑。如果他真的被洗腦成功的話(筆者毋寧相信是敷衍),那就成了史蒂芬金恐怖小說最佳的題材:人人都被某種入侵者置換了靈魂,不再是從前的自己。

宏觀來看,白色恐怖年代,整個台灣都被換過魂。由原本的台灣魂、大和魂,換成了中國魂、國民黨魂,而且換得相當徹底。獄中的老師被特務改造,獄外則有千千萬萬的老師改造千千萬萬的學生,讓他們變成國民黨的複製人。這是白色恐怖底下教育的真相,比科幻片還要科幻。

在這種教育底下,真正的導師是兩蔣――照官方的說法,蔣介石是「革命的導師」,蔣經國是「青年的導師」。全國老師必須服膺這兩個「萬師之師」、「師王之王」的領導,奉他們的教條為真理,並向全國學生洗腦。

不只如此,國民黨政府更透過強大的國家暴力,使全台灣成為一言堂;敢有異議,就送去監獄改造。於是鐵幕國家流傳的笑話在台灣真實上演:在一個瘋子統治的國家,全體國民,「正常人」都要捧瘋子、講瘋話(瘋子認為是正常話);只有「瘋子」如陳永生才能罵瘋子、講正常話(瘋子認為是瘋話)。那麼到底誰正常,誰不正常?真是政治哲學的大哉問。

回顧那段長期愚民的歷史,教育和教師都淪為統治工具,必須屈從於政治支配。1967年1月,台大哲學系教授殷海光(當時國民黨施壓台大,使殷海光無法開課,形同解聘)寫信給朋友許冠三,提到:「如今在台灣,正和在中國大地一般,什麼真理,什麼學術,什麼師道尊嚴,什麼基本人權,一碰到現實的政治權力,無不粉碎!」

粉碎的,還有無數政治犯的前途。恆春國中老師連金城,1975年被追究幾十年前在大陸的紅色背景而入獄,判刑十二年。他的難友李世傑(無期徒刑)為文沉痛指出:

連金城是我在獄中所見未被處死的難友中,遭遇最悲慘的一人。自從1946年春來台,他堅決捨棄族叔高雄市長連謀派給他的稅務員肥缺不幹,甘心去當窮教員,到他被捕下獄為止,整整二十九年有半。省吃、儉用、不娶、不嫖、不賭、不飲、不上戲院、不上酒家、不上歌廳舞場,終日與書本為伍。他刻苦儲蓄了近百萬元,一旦盡成灰飛!

連老師的遭遇,是當今許多坐領高額月退俸、投票支持國民黨的退休教師,和那幾位搞「黑箱課綱」,協助馬政府對高中生再洗腦的大學教授,所無法想像的。這些「勝利組老師」,即使對「政治犯老師」沒有同類之悲,至少也要有一點學術良心,不要延續戒嚴遺毒,對高中生重施意識形態凌駕學術專業的洗腦故技。畢竟「黑箱課綱」這種搞法實在太難看了,令師道蒙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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