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一代醫界典範—謝博生同學 | 民報 Taiwan People News

民報 2018/03/05

醫界哲人之逝,引起大家心靈的震撼

我們大家所敬愛的謝博生同學(1941-2018),在花蓮世紀大地震降臨的前一天,也就是2018年2月5日清晨5點半左右,在自己家裡因腦中風而突然倒下去,沒有痛苦,安安靜靜地安息他在人世間的時間,他沒有被送到台大醫院,沒有浪費任何國家的醫療資源,他生前交代他的兒子,他要奉獻他的遺體,做為台大醫學院後輩學子,大體解剖教學研究之用,完成他終身奉獻台灣醫學教育的人生!

我在他過世3小時之後,才從美國華府林佳惠同學的網路,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對這個訊息,我們班上同學內心的震撼,不下於第2天花蓮的大地震,而謝博生同學自己可能也沒有預感到,他會對大家那麼快的不告而別,因為他去世前一天,還到他的台大醫學院辦公室寫東西,而在去世前2天,才請他的助理打電話給我,要我在2月23日他在台大醫學人文博物館主持的「仰望藝文星空」教學活動中,要我發表一些感言。

我雖然在台大醫學院教了7年的「醫學人文」(2000-2007),但是已經有10年沒有參加任何教學活動,正在奇怪謝博生為什麼會找上我,在他去世後第2天,收到他主持的「台大景福基金會」,最近出版了第9本醫學人文叢書《台灣島之衛生條件》(高木友枝著、周烒明、林靜靜譯),高木友枝是台大醫學院第2任校長(1902-15),他是賴和、蔣渭水時代的校長,非常重視醫者的人格教育,他的銘言「養成人格為先務,要做醫生之前,必須先學會做人,沒有完成的人格,不能盡醫生的責任。」,而現在「二號館」就是在他任內完成的古蹟建築,此外他對台灣現代化公衛建設、能源開發及日本移民村的推動,都有重大貢獻,而我過去所出版的《禁忌的國家—台灣大歷史》(Jonathan Manthorpe著)一書中,其中一章〈浪中的孤葉〉(a leaf on the waves)對這段台灣史有精彩的描述,因此他才要我來參加這次教學活動,並放映《灣生回家》給大家看。

從出版這本高木友枝冷門的書,可以看出謝博生同學,對台大醫學院百多年的傳統維護,是多麼的用心,沒有他當年的認真募款,就不會有「台大醫學人文博物館」的創建。因此我們可以說,對台大醫學院人文精神傳統的維護,在戰後的世代,謝博生同學的貢獻,可說居功厥偉。

出身醫師世家,熱愛貝多芬的音樂

謝博生同學是台灣鹿港人,從18歲考上台大醫科,到他77歲過世,他把60年的生命包括死後的身體,都全部奉獻給台大醫學院。他的父親謝巧烽是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台大醫學院前身)畢業,是鹿港的開業良醫,非常喜愛古典音樂,曾經在謝博生醫學院畢業時,贈送給他貝多芬《英雄交響曲》的樂譜,在彰化中學時代,他就參加彰中管樂團,吹伸縮喇叭。

在台大醫學院時,他跟洪芳彥是班上唯二的台大交響樂團的小提琴手,加上大學時代,謝博生也熱愛閱讀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約翰.克利斯多夫》,他也遺傳了他父親熱愛貝多芬的嗜好,2013年11月他在百忙中,抽空到東京Suntory 音樂廳,聆聽由Christian Thielemann指揮貝多芬全部九首交響曲及Rodolf Buchbinder演奏全部五首鋼琴協奏曲,而且樂團是1842年成立的維也納愛樂管弦樂團,那時日本皇太子也蒞臨聆賞,現場的氣氛令人十分感動,使他終身難忘。同一年我也在洛杉磯的迪士尼音樂廳,聆賞年輕指揮大師杜達美,演出九首貝多芬交響曲,也體驗過類似謝博生的聆樂高潮。

謝博生最難得的是,在1967年台大醫學院畢業,在台大醫院接受腎臟內科完整訓練後,再到日本有名的東京醫科大學深造,並獲得醫學博士學位。返台後,歷任台大醫學院內科學講師、副教授、教授;他在做醫學院教務主任時,曾二度代理院長之職,最後終於在1995年當選第12任台大醫學院院長,任期6年,直到2001年卸任為止。這6年任期中,他在台大醫學院推動「寧靜革命」,把哈佛大學的小班制分組教學模式,引進台灣,在醫學院開始加入人文、社會與倫理課程,希望透過這些人文教育,讓醫學生知道,醫學是一門「以人為本」丶「以病人為中心」的人文科學;除外「社區醫療」、「臨床醫學和基礎醫學整合教學」、「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劃」、「安寧病房實習計劃」等引起台灣醫學教育革命性的影響,因為謝博生深信:「好的醫療必須結合高超技術及人性關懷。」當有人問他:「什麼樣的醫師才是好醫師?」他回答道:「要醫人,先得瞭解人性,好醫師並不是智識最好,也不是技術最好,而是醫病關係做得最好,獲得病人的信賴,能關心病人,體會病人的感受,這方面能做得好才算是好醫師。」

台灣醫學人文教育的先驅

我們醫學院的老師輩,大都是「述而不作」,在這方面我們1967年級,樹立了好榜樣,在駐院醫師時代,在廖運範與謝博生等7、8位同學,分工合作,合力翻譯出西方的經典教科書《哈里遜內科學》,在做副教授時,謝博生就寫出第一部台灣的《腎臟學教科書》,他在2008年退休之前,就撰寫上百篇腎臟學的學術論文,是腎臟學領域的國際知名學者。退休後,他擔任「台大校友景福基金會」董事長(2009-2017)期間,他又全力奉獻台灣的「醫學人文教育」,他研究歐美各著名大學醫學院的人文教育,再整理出適合台灣國情的「醫學人文教育」,因此他退休後,仍然天天到台大醫學院上班。

這段期間,他的寫作範圍更廣泛,先後出版了《醫學人文教育》、《現代醫學在台灣》、《習醫路上》、《醫療與社會》及《健康藍圖》等,2013年謝院長有感於台大醫院創院雙甲子,把台大醫院的歷史,做宏觀的回顧,以及他對「醫學人文教育」的深刻體驗與省思,都寫在他的大作《景福箚記》裡,此書列入「景福醫訊雜誌社」的《景福叢書》第一本,目前這套叢書,已經出版了9本,對台大醫學人文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我們1967年班畢業後,大家經常有機會歡聚,謝博生和他能幹的助理協助,可謂居功厥偉,平常同學會時,他都在傾聽同學的講話,自己很少發言,祗有大家要求他做結論時,他才把他的真知灼見表現出來;這點與他在課堂上教學的謝教授,完全判若兩人,在講課時,他口若懸河、滔滔不絕,而且旁徵博引,非常精彩;尤其在分析疑難雜症的CPC(病理解剖會議),更是人山人海,令人印象深刻,學生稱他為「神醫」。可惜我們同學不是出國行醫或在台灣開業,或到長庚醫院創業,班上同學中,大概祗有留在台大醫院服務的郭壽雄同學,有機會欣賞謝博生做為「神醫」的一面。

播下「台灣文藝復興」的種子

在台灣近代的醫學教育家中,可能以成大醫學院的創院院長黃崑彥,和台大醫學院院長的謝博生最重視「醫學人文教育」,黃崑彥院長,把成大醫學院的圖書館,佈置得非常有人文氣氛,尤其是武田書坊,因此游正博和我曾贈送一套《台灣文庫》給他們收藏;而謝博生同學對醫學人文教育」,不僅是喊口號而已,他有方法、有步驟,並且分六個階段:(1)人物學習、作品體驗;(2)感受、反思、教學相長;(3)藝術文化參訪;(4)涵泳於人類文化、文明成就之海;(5)醫療情境中的人性課題探討;(6)仰望醫學星空。

我們班上同學經常組團到世界各地旅遊,但謝博生幾乎從沒有參加過,但是為了培養醫學院學生的文化素養以及文化視野,讓他們體驗「涵泳於人類文化、文明成就之海」,他曾數次帶領學生們,做義大利文藝復興深度旅遊」,他論述道:「在文藝復興大師的足跡探訪中,學員在佛羅倫斯、羅馬、威尼斯、波隆那、巴杜亞等地進行體驗學習活動,透過探訪文藝復興的偉大人文學者、藝術大師及建築巨匠的生活足跡,觀賞他們的作品,領會數千年的人類文化進程,體悟文藝復興運動的價值觀念,及為人類歷史上帶來最偉大的變革。偉大的文藝復興大師有如閃耀夜空的人類群星,探索他們的生活足跡會讓學員體會到,這些偉人在內心之中富於藝術精神,他們的全心投入為這個世界做出了重大的貢獻。這樣的體驗學習引導學員接觸文藝復興運動代表的人文主義傳統,與這些大師產生心靈的連結,獲得更深刻的領悟,讓他們對於藝術的感受力及鑒賞力更為提升。」

雖然日治時代台北醫校出身的蔣渭水、賴和、杜聰明等,他們創立的「台灣文化協會」也想與義大利文藝復興接軌,但卻從來沒有機會遊歷過義大利,相信謝博生所帶領的這些後輩學子,將會成為未來推動「台灣文藝復興」的生力軍,因此雖然謝博生已經逝世了,但是謝博生推動「台灣文藝復興的精神」仍然存在,我們要繼續發揚他這種偉大的精神,讓我們台灣早日成為「文化掛帥」的文藝復興國家。

因此我深深地期待,未來有心人能創立「謝博生文藝復興基金會」,繼續帶領學生做「義大利文藝復興之旅」,在台大醫學院設立長期性的「謝博生台灣文藝復興講座」,繼續出版《景福醫學人文叢書》,甚至創刊類似當年李鎮源院長創刊的《醫望雜誌》,普遍提升台灣醫界的人文素養,希望有一天謝博生未完成的「台灣文藝復興之夢」,漸漸能在台灣這個他所熱愛的國家開花結果,以慰他在天之靈。

退休的生活依然全心奉獻給台大醫學院以及台灣醫界

謝博生在2008年正式從台大醫學院退休,但是他退而不休,反而更忙,而且每天早上7點就去上班,除了做規劃台大醫院雲林分部的義工外,全力投入把二號館,變成台灣醫界第一座「醫學人文博物館」,經常舉辦精彩而多釆多姿的特展,培養醫學院醫生的歷史感和人文及人道關懷,同時也開放給一般民眾參觀,他自己也經常親自導展。不久他成為台大校友組成的「景福基金會」的董事長,那時他經常邀請同學,返回母校參加有意義的活動,或是邀請大家一起做溫馨的聚會,重溫大學時代的舊夢。當北美洲台大醫學院校友會,發生無人接班的斷層危機時,謝博生專程飛往紐約,決定由景福基金會負責未來北美地區校友會的年會,一年在台灣舉辦,一年在美國舉辦,因為他的危機處理,終於使北美洲的台大醫學院校友會的傳統,可以延續下去。

他也同時擔任衛生署醫策會的召集人,對台灣的醫療品質和醫學教育政策發揮極大的影響力。同時他也成為台大醫院和醫學院公認的大家長,以及和平使者,例如:周松男醫師就見証了,他和平解決了當年台大醫院婦產科的紛爭。退休後,他的重心都放在台灣醫學生的人文教育上,除了精心為他們設計「醫學人文課程」外,多次帶領醫學生到義大利做「深度文藝復興之旅」,他自己也創作6、7部關於「醫學人文」的大作,同時也出版了《景福醫學人文叢書》10本,他甚至在去世前一天,也到醫學院辦公室寫作,並且策劃在2月23日在台大醫學院舉辦「仰望醫學星光」,這是他的醫學人文教育最後一個階段的課程,他準備介紹高木友枝前院長的著作,並放映《灣生回家》這部不忘本的感人電影給大家欣賞與討論,現在這個課程也因他的意外去世而停止了。總之,他對「醫學人文教育」的重視與身體力行,是沒有任何一位院長可以媲美的。

我生命中的恩人和精神上的知音

在台大醫學院7年的學生生涯中,我與謝博生同學互動不多,祗是彼此敬重的「淡如水式的君子之交」,他是彰化中學高材生,本來可以保送台大工學院,但是他知道他父親希望他繼承衣缽,因此他放棄保送,考上台大醫科,他的名次剛好在我後面,我們那年大學聯考甲組狀元是高鷹,但是國文考得最好的卻是謝博生與我,我雖然在聯考總分贏他一點點,但是他是認真功課的好學生,大學7年中屢得《書卷獎》,而且在課外活動拉小提琴、乒乓球、打橋牌等也有傑出的表現;而我因為前3年都在忙著家教賺錢,後來忙著翻譯《當代智慧人物訪問錄》、《羅素回憶集》和《羅素傳》等,因此從未像博生兄那樣拿過《書卷獎》,但因為我也是台大醫學院的乒乓球校隊,祗有那時,我們的互動才比較多一點。

台大醫學系畢業後,我在1968年跟隨其他45位同學出國行醫,謝博生則跟其他15位同學留在國內發展,1984年我的台灣意識開始覺醒,在南加州創刊《台灣文庫》,出版《自由的滋味》(彭明敏著)和《無花果》(吳濁流著)等禁書,因此被國府列入黑名單,連1977年父親去世都無法返台奔喪,直到1987年解嚴後,透過陳五福醫師幫忙,才得以返鄉省親,那時我才有機會再度與謝博生等台灣同學相遇,畢業後整整有20年沒有與謝博生相見,因此大家對友情的相聚分外珍惜。

從1987年到1997年,透過我們恩師李鎮源院士等人的努力,解除《刑法100條》,因此每年我都有機會返國參加國內的台灣文化活動或政治活動,那時我一定會與共同催生《新潮文庫》照顧我父親的廖運範同學,以及正在推動「台灣醫學人文教育」的謝博生享受大家歡聚的時光。

我在1997年10月,決定由美國返國服務花蓮門諾醫院小兒科主任後,謝博生同學變成我生命中的恩人,和我精神上的知音。1999年我們倆人在羅素母校劍橋三一學院巧遇,他來英國倫敦開會,我來倫敦近郊拜會蘭大弼醫師,居然在參觀彼此心儀的劍橋大學時,不期而遇,那時他就當場邀請我,成為台大醫學院第一位「醫學人文講師」,那是我返台後,最快樂的教學時光,在我兼任台大醫學院7年「醫學人文講師」(2000-2007),我每個月有2小時與醫五同學接觸,介紹蔣渭水、賴和、吳新榮、王昶雄、杜聰明、韓石泉、金關丈夫等人,對台灣文化的貢獻,以及林宗義、李鎮源、宋瑞樓等台灣醫界之光,和奧斯勒與日野原重明等外國的醫學人文大師等,即使2002年我不務正業,擔任台南市文化局長時,也是每個月坐飛機來母校授課。我非常感激謝博生讓我有機會,成為台大醫學院第一位醫師人文講師,那是我返台後,最快樂的教學時光;2007年我們班40週年歡聚時,參加醫學院返校日活動時,他特別要我代表班上同學發言,讓我有機會發表感言。

2011年馬勒去逝百年祭時,當謝博生知道我花3年時間,親自撰寫《馬勒傳》時,他馬上安排我在台大醫學院校友返校日,邀請我向校友們講如何欣賞馬勒的音樂,而他也曾在百忙中抽空來參加過我催生的「馬勒愛樂協會」的活動,謝博生甚至以馬勒與夫人愛爾瑪之間的故事,做為他的大作《謝博生箚記》的完結篇。我特別感謝他為我出版《追夢的人生:一位台灣人文主義推手的故事》,讓我在美國南加州與蕭泰然一起推動的「海外台灣人的文化運動」,不致於被後人忘記。

在我返國服務20年中,有3次在台大醫院住院的記錄,每一次都是謝博生同學給我安排的,我記得最後一次住院,是在2014年我得了肺炎(Walking Peumonia),他馬上安排我住在台大醫院由我的學生曾御慈和柯文哲催生的7A病房,那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住院經驗。每次住院,謝博生不管多忙,都會每天來看我,他真的是我生命中的恩人,因此他的突然過世,特別讓我感受到理想的失落,要找到像謝博生這樣有共同興趣與理想,而且有人望又有實踐力的理想主義者,真是太難了。


1987年林衡哲(右5)濶別台灣十七年,返台與醫科同學謝博生(右4)、廖運範(右2)、張昭雄(左3)等合影(圖/作者提供)

博士世家美滿家庭

台灣彰化縣鹿港鎮盛產名醫,台灣第2位留日醫學博士施江南就是鹿港人,他也是二二八事件的犧牲者,他的3個兄弟和4個女兒都是醫生;出身鹿港的謝博生也是醫生世家,他的父親 謝巧烽,就是台大醫學院前身,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在鹿港開業的良醫,他把熱愛貝多芬的精神遺產給謝博生,謝夫人許美慧也是鹿港人,是嘉義女中高材生,在台大醫學院時低我們一班,畢業後任國泰綜合醫院首任復健科主任,是非常賢慧的賢內助,讓謝博生無後顧之憂,全力在醫界發展。

他的大兒子謝光煬,也是畢業台大醫學院醫科,並獲得台大免疫學研究所理學博士,曾任奇美醫學中心精神科主任,是一位很有愛心的醫師;他的二兒子許輔,畢業於台大園藝學系,並獲園藝研究所博士學位,曾留學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研究毒理學,現任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主任,謝博生去世後,許輔接受《中央社》記者訪問時表示:「我父親近年來一直想推動『善終』,希望避免無效醫療、管,減少社會、家庭、醫療成本的浪費。因此家人決定尊重父親意願,協助他執行意志,發病後沒送急診,而是在家從容離世。」他接著說:「我祖父早年在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求學,感佩日籍教授醫學傳承的精神與使命,因此父親也萌生想將身體奉獻給台大醫學院的想法,讓後輩學生利用他的軀體做研究。他生前是老師,死後也要當他們的大體老師,我們決定尊重他的遺志。父親長年關心醫療、社會和長照,推動『善終』、注重醫學人文都是教科書上沒寫的,必須持續推動、形成社會共識,才能找到人的價值跟尊嚴,父親希望用自己善終的經驗,為改變社會風氣盡力。」

這一點謝博生同學,確實做到了他個人的期待,因此2018年3月11日早上,將在二號館舉行的「謝博生院長告別式」,將是一場「生命的禮讚」(Cerebration of Life),而非哀傷的儀式,期待那天能夠聽到,謝博生同學最熱愛的貝多芬《英雄交響曲》做背景音樂。

2017年7月18日,106歲的日本醫學人文大師日野原重明逝世,在他的告別式上,日本皇室成員都出席,大家共聆法國作曲家佛瑞(G.Faure)的《安魂曲》,因為根據報告:此曲可以減少鎮痛劑使用量,心靈也得到平靜,因此日野原重明特別指定此曲為他送終,非常巧合的是我們同學高鷹,在美國聽到謝同學去世的消息,馬上用佛瑞的《安魂曲》來撫慰同學們的悲傷之心,而洪芳彥同學也寫了一篇文情並茂之文來哀悼他,為了謝博生與我共同的夢想,我最近剛剛完成了一篇長文〈從義大利文藝復興談到推動台灣文藝復興〉,正想請他指正,已經來不及了,祗好獻給他「在天之靈」。

永遠不會變色的「白色力量

謝博生同學為了維持行政中立,他幾乎沒有在公開場合表示他的政治立場,但在他的內心裡卻有是非分明、追求公平正義的精神,他說:「台大醫學院畢業的校友,從日治時代開始就一直扮演台灣社會有良心的知識份子的角色,也是帶領台灣醫學發展及促進社會進步的一股動力。」他在重建後的二號館,樹立6位過去院長的大理石胸像:山口秀高、高木友枝、崛內次雄、杜聰明、魏火耀、李鎮源。 顯然謝博生希望後輩學子,向這些代表「白色力量」的醫界先輩學習,他也深受蔣渭水的理想主義、賴和的人道精神以及杜聰明的樂學至上影響,而在生命的晚年,我們雖不常見面,卻成為精神上的知已之交,主要是因為我們有共同的興趣:貝多芬和馬勒的音樂,以及對醫學人文教育的終極關懷;而更重要的是,我們有共同的「台灣價值」觀和共同的夢想:也就是我們都期待台灣成為「文化掛帥」地文藝復興的國度,有第一流的文化,才能創建第一流的國家。

我們兩人都非常重視建立台灣文化的主體性,他晚年多次帶領學生到義大利做深度文藝復興之旅,除了增加他們的文化素養及文化視野外,終極目標就是希望他們回來台灣後,能帶動「台灣文藝復興運動」,使台灣文化在國際社會上出頭天的日子,早日降臨。因此謝博生同學的去世,不僅是台大醫學院的重大損失,也是整個台灣社會的損失,您一生77年的人生歲月,已經完成了那麼多人生使命,安息吧!我們這些老朋友和您的無數學生,都會深深地懷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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