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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發回更審或者自為判決 | 民報 Taiwan People News

2018/08/28
​【專欄】 發回更審或者自為判決 | 民報 Taiwan People News

最高法院近來,針對前市議員謝明達所纏訟超過十七年的人事關說案,自為無罪判決,於幾日後,又針對2012年爆發,曾經喧騰一時的林益世案,經第一審以恐嚇取財等罪判處七年四個月、第二審改以違背職務受賄等罪重判十三年六個月後,最高法院經過漫長的兩年審理,針對最核心的受賄罪部分,撤銷發回更審。如此判決的結果,又再暴露司法的老問題。

欲成立公務員受賄罪,必須公務員以其執務行為而與他人為交易,此稱為貪污的對價性,惟對價性與否的判斷,卻不可能於法條中明文,而是由法官藉個案為判斷。只是這種個案判斷的結果,必會產生因法官而異的歧異對待。

為了防止如此的歧異,最高法院在84年台上字第1號判例裡,即試圖將此對價性立下標竿。而根據此號判例的見解,是否具有對價關係,應就職務行為之內容、交付者與收受者之關係、賄賂之種類、價額、贈與之時間等客觀情形加以審酌,不可僅以交付之財物名義為贈與或政治獻金,即謂與職務無關而無對價關係。惟如此的認定基準,事實上仍屬於一種綜合性的判斷,實趨於模糊與不確定。又此種採取實質認定的作法,雖可防堵假贈與、真受賄的貪瀆行為,卻也因此使得對價性的認定趨於困難,尤其是在政治人物從事競選,必須籌措大量資金,且在《政治獻金法》已經立法下,若關於對價性的認定趨於模糊,則將使賄款與合法的政治獻金間的界限,繫於一種極為不確定的狀態。原本欲藉由判例來明確界定對價性,以來防止法恣意解釋的目的,卻因此判例的模糊性,致難以達成客觀性。

如以前台北市議員謝明達,涉嫌收受金錢來向捷運局為人事關說一案,卻因此金錢到底是借款、抑或是有對價性的賄款,而不斷發回更審,並於纏訟近十八年後,最高法院以無對價關係而自為判決無罪。只是最高法院僅是法律審,對於收受金錢是否為借款,乃屬於事實層面,最高法院在指摘下級法院就此部分未能詳查之時,能否以罪疑惟輕,自行判決無罪,就可能逾越法律審的界限。尤其所有判決,皆判處有罪的情況下,最高法院少見的自為判決,只會讓人對司法更加不信任。

而既然,公務員須以其職務行為與私人為交易,始得以有對價性,則關於職務行的解釋,恐又是決定對價性與否的關鍵,但這又是《刑法》解釋的另一大黑洞。尤其民意代表,雖對於行政機關具有監督之權力,卻無具體的權限,故於林益世案件裡,第一審對於職務行為,乃採取嚴格的法定職權說,則立委對官股企業的關說與施壓行為,就不在此範圍,自不能適用《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4款,即法定刑為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違背職務受賄之重罪,而以較輕的《刑法》恐嚇取罪論處。只是案件來到第二審,法院改以實質影響力說來為職務行為的界定,致以違背職務受賄罪來重判。

面對第一、二審如此大的差異,就注定遭發回更審的命運。只是此次的發回,雖要求高等法院必須仔細查明林益世濫用立委職權,是否屬於職務行為的範疇,但在最高法院遲遲未能就法定職權與實質影響力說,既未開啟言詞辯論,更未採取統一見解的情況下,下級法院仍將自行其事,恐又會陷入不斷發回的夢魘。又依目前的審理實況,此案審理時間必然超過八年,未來不管怎麼判,法院定得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條的規定,以被告受迅速審判權被侵害來為減刑,則原本對貪瀆犯罪的重刑政策,就已失其作用。

對於司法判決像月亮的問題,司法院就提出於最高法院設立大法庭的制度。只是若不根本解決整個司法結構,而僅是為枝節的修改,所謂司法改革,恐永遠處於於積重難返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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