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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之聲】抗議vs抗疫——民主國家如何對付「顛覆國家政權者」 | 民報 Taiwan People News

2020/09/01
【歐洲之聲】抗議vs抗疫——民主國家如何對付「顛覆國家政權者」 | 民報 Taiwan People News

世人皆知中國的異議份子經常被冠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一旦被逮捕下獄,等待的不是終身監禁,就是十年以上徒刑。無數仁人志士就這樣在牢獄中,耗盡青春,甚至魂歸離恨天。而這種罪名是很隨意地被羅織的。如今「國安法」枷鎖套在香港人身上,連市民使用一年多「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現在若在公共場所再打出,一定被抓捕,也有可能押送大陸審判,保不定這頂「顛覆國家」的帽子就罩下來了。

「橫向思考者」帶頭抗議政府的抗疫政策

看看西方民主國家,如何對待政權反對者的態度,那跟中國相比,可有天淵之別。半年多以來,全球深受新冠病毒肆虐,各國政府紛紛採取防疫措施,從閉國鎖關、隔離禁足、禁止群聚,到保持安全距離及室內戴口罩規定,種種限制不一而足。由於第二波疫情反撲,如今的禁令雖然較之以前寬鬆,比如,可以出國門渡假,可以有上百人的宴會集會等,但是保持距離和戴口罩的規定依舊嚴格執行,違者受罰款懲戒。東方國家少有聽聞民眾起來抗議政府的防疫規定,因為這是為了公共衛生,保護民眾的健康和生命。但在西方,隨著時間的流逝,習慣於享受自由的人們,開始不耐煩這些束手束腳的規定,認為是限制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權利,抗議聲勢,隨波逐流、浪潮洶湧。

在德國已經發生了好幾波的抗議風潮,成千上萬的人不顧病毒人傳人的危險,聚眾街頭行使示威抗議的權利,反對政府加諸個人的各種防疫限制。帶頭組織抗議的人,自稱是「橫向思考者」(Querdenker),他們認為政府的各種抗疫措施控制過頭,直接限制了「基本法」(憲法)中所允許、保障的個人權利。任何抗議活動事先都要向警局申請許可,8月29、30日這個週末的示威申請,開始被柏林市政府拒絕,因為在三個星期前的示威活動中,人們沒有遵守戴口罩和保持1.5米距離的規定,被員警驅散。但是柏林的行政法院最終還是批准通過,為示威者開了綠燈。然而柏林警察局反對此決議,並提出反制申請,終未果。故此上週末規模龐大的抗議活動得到了法院最終批准,如常進行。29日,單在柏林市就有好幾處的大規模示威抗議,估計有五萬人參加。


一部份示威抗議群眾竟然衝擊國會大廈。圖為2020.8.29-30德國柏林抗議政府的防疫規定的示威活動。圖/擷自DE NEWS網路影片

新納粹和右翼極端份子乘機混水摸魚

人人都知道這樣大型的示威集會,要出動大批警力,從救護車、消防車到直升飛機,各種防禦的後勤都得調動起來,而且病毒在萬人密集的地方,如魚得水,暢通無阻。對於如此勞民傷財,又可能造成公眾傷害的活動,為何法院還是批准呢?沒辦法,民主法治國家,要保障人民的集會結社自由,示威抗議自由必須得到高度的維護。司法人做此決定,還真是有魄力,政府也不能幹預。那麼這些抗議的到底是什麼人?可以說大部分是一般「不甘(新冠)寂寞」的市民,他們的行動還算文明,但是他們大都不戴口罩,且接肩摩踵,根本沒有遵守約定的規矩,這時員警就有權驅散他們。可惜數萬人中混雜了少數極端右翼人士、法西斯、新納粹主義份子和搗亂的雜牌軍。他們要幹什麼呢?這些人唯恐天下不亂,看吧,他們不僅喊出「停止新冠的欺騙」、「抗議」、「我們是人民」(這是1989東德人民喊出抗議共產黨——社會統一黨的口號),還拋出「梅克爾獨裁」、「梅克爾政權下臺」、「推翻謊言軍團」的口號。在週六傍晚時分,一部份人竟然衝擊國會大廈,向員警投擲石塊和玻璃瓶,警方勇敢抵抗,但是非常有分寸,他們跟抗議者展開辯論,雖然也有肢體語言,卻盡量不傷人,除非萬不得已,才噴射胡椒水回敬或自衛,場面混亂失序。大約有300人被拘捕。

最令人無可容忍的是這些右翼極端份子,竟然在象徵自由民主的國會大廈(Reichstag,此建築的前身是德意志帝國的帝國議會和威瑪共和國的議會大廈,兩德統一以後改修重建,如今是聯邦議院)前,搖晃著納粹和德意志帝國的旗幟,顯然有些人是被稱為「帝國公民」(Reichsbürger)的極端右翼份子,他們不承認現在的聯邦德國,自稱是所謂的「德意志帝國」(Deutsche Reich 1871-1945,其實史學家對這種定義是有爭議的)的臣民,他們拒不納稅,反民主、反猶太人,是一批不可理喻的狂熱份子。這些人表面兇悍,實則怯懦,知道個人不需要為自己可恥的行為負責,不會受到懲罰,不致罰錢、判刑、坐牢。德國各黨派的政治家,包括總統史坦因邁爾,對這種行為都表示震驚,狹隘的極端份子利用民主社會的包容和寬大,挑戰民主、法制和歷史的進步。


圖為2020.8.29-30德國柏林抗議政府的防疫規定的示威活動。圖/擷自DE NEWS網路影片

中國近年來喜歡用於異議份子設置的罪名之一,是「尋釁滋事、擾亂公共秩序」(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就被控「尋釁滋事」),這種罪名若安在西方這些搗亂份子頭上,倒是很合適的。那些喊出要把總理梅克爾夫人拉下臺的人,以及拉出納粹旗幟的人,及精神錯亂的「帝國公民」,按中國的法律,是坐實了「煽動顛覆國家」的罪名,但是這些名詞在自由的西方,絕對是用不上的。有了上世紀納粹極權的痛苦經驗,德國的法治是絕對保護異議人士的,什麼奇談怪論都允許,只要不涉及暴力,和對未成年者的色情,一般人的信仰、思想是絕對受到法律保護的。但是看到自由被如此濫用和踐踏,實在令人痛心和氣憤。

當年那些煽動顛覆、暗殺綁架的「紅軍派」

其實德國當局對付挑戰、甚至顛覆國家政經和社會秩序的恐怖份子早已經驗豐富。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最為活躍的左翼恐怖份子的組織叫「紅軍派」(Rote Armee Fraktion,RAF),開始時,一般以創始人Andreas Baader 和Ulrike Meinhof兩人的姓連在一起,稱為巴德•梅因荷芙團夥Baader-Meinhof-Gruppe。1968年歐洲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孕育了他們的反叛精神,「六八時代」的學運,青年一代開始挑戰權威,質疑歷史的詮釋,認為納粹餘毒尚存在人民的腦海裡,納粹餘孽還部分潛藏在政府的各個部門、甚至教育和法治系統中。他們同時反越戰、反美國、反資本主義、反傳統、反既有的社會結構。巴德、梅因荷芙這批左傾份子傾向於共產主義的世界革命,運用暴力手段搶劫銀行,綁架政治和企業界人物,最著名的例子是1977年綁架德萊斯頓銀行理事會的約根•龐托(Jürgen Ponto)和資方總裁施萊爾(Hans Martin Schleyer),兩人都遭殺害。1989德意志銀行總裁海爾豪森(Alfred Herrhausen)在上班路上,座車被恐怖份子預設的炸彈爆破身亡。這些驚動整個西方世界的恐怖事件的主事者,都是受過高等教育,出身良好的青年人,他們腦中充滿了絕對平等、均富的思想,完全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浪漫理想主義,使用的手段卻是血腥而恐怖的。他們是社會中的獨行者,除了一小撮核心人物外,沒有任何群眾基礎。這些主要的犯案、殺人者都被抓捕入獄判刑,其中幾位頭面人物如巴德、梅因荷芙、安姿琳等在獄中自殺,或絕食而死。有些在服刑十數年之後,被釋放出獄。德國沒有死刑,而且一般在刑期過了十年之後,多半可以保釋釋放出獄。柏林牆坍塌之後,蘇聯和東歐陣營的共產主義也解體了,這些拼命三郎/三娘們也偃旗息鼓,九十年代末無疾而終。


圖為2020.8.29-30德國柏林抗議政府的防疫規定的示威活動。圖/擷自DE NEWS網路影片

民主和獨裁國家對待異見份子的方法迴異

獨裁國家對異議份子一向是「防患於未然」,像中國面對一些隻動動筆,寫寫批評政府文章的異議者就不能容忍,大興文字獄,最好都關進牢裡才放心。更有甚者,像劉曉波這樣有才華的文人,放在獄中也讓當權者寢食難安,必將其置之死地而後安。維吾爾學者依裡哈木則必須終身監禁,否則怕他的文字能「顛覆國家政權」。獨裁政權草木皆兵的心態,可笑可憐,對於當事者自然就是悲劇了。

然而在民主國家,即便當國家和社會的領袖人物受到威脅,社會動盪不安時,也不會不顧法治,下毒手來對付暴力的叛變者和反對者,這就是民主和獨裁的區別所在。今天國際社會又進入了一個動盪不安的時段,從這幾次柏林的大規模「反新冠」示威抗議活動來看,雖然也出現了暴力行為,而且這種反政府行為不是幾十個或幾百個人帶頭起哄,而是一呼百應,動輒上萬人的群眾集體行動。但是據調查超過65%的德國公民是認可政府的抗疫政策的,並非所有參加抗議活動的人都反政府、反體制,上面提到的新納粹份子和「帝國公民」,畢竟是少數。

西方的教育特別注重培養獨立思考的個人,而不是聽話的順民,很多人習慣於將自己的意志和理念表達出來,這可視為正常社會中的正能量。那些真正危險的極端份子,想來在警方也是登記有案的,政府有掌握,不會讓極端份子發揮真正擾亂社會的作用。這就是為什麼執掌法律的人,在面對艱難選擇的時候,也依然站在維護公民基本權益立場的原因,而不是去討好政權,犧牲人民的權利。民主制度的可貴就在這裡,它是需要正義而獨立的司法制度和政治家的勇氣去維護的。反之,專制政權的邏輯很簡單,你不當順民,就讓你下地獄。


圖為2020.8.29-30德國柏林抗議政府的防疫規定的示威活動。圖/擷自DE NEWS網路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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