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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女兒,看醫病關係 | 民報 Taiwan People News

2016/11/04
「先生」的女兒,看醫病關係 | 民報 Taiwan People News

「先生」,是台灣早年對醫生、老師的尊稱,源自日文せんせい。

在我父親行醫的山城小鎮,鄰里、店家、病患、公務員都是「先ㄟ、先ㄟ」這樣叫,語氣上有著一分敬意和信賴。小鎮醫生不只是人們生命的守護者,在很多人眼中更儼然是地方上的「公親」,為鄉人調節事理、解決爭端,也處理不少清官都難斷的家務事。

我就讀小學之前,最喜歡跟著父親去病家「應診」。那都是些上了年紀不方便出門的病患,父親會撥出下午的時段,風雨無阻地騎著腳踏車去看他們。我抱著「應診包包」坐上前槓架著的小藤椅,那一段隨著父親應診的幼年時光為我開啟了生命的另一扇窗,見識了不同於我的人生百態。

醫者心意:同感的「心」和體貼的「意」

往往為了看一個人,家裡三代老老小小五、六個人的疑難雜症都拿出來討論,鄰居還會聚過來擺起龍門陣、聊起天來。父親耳聽八面眼觀四方之外,手上消毒棉球、刀、針都沒得閒,有的老人長久臥床而長了褥瘡,必須耐著性子專注的為他治療,也要不停地附和他,安慰他的哀哀嚎叫。我也看過一個小娃娃哭鬧個不停,父親解開他的尿布一看,只見薰黃一大片,旁人都不禁作嘔了,那時候父親的神情和態度,我直到今天都還難忘,經過了好多年的成長我才體會到,「同感的心和體貼的意」是多麼高尚的情操!

我和病家的小孩也會玩著跳房子、橡皮筋等遊戲,直到日色近暮才又坐上腳踏車回家。如今回想,那些赤著腳、流鼻涕的男孩女孩,他們不介意身穿母親親手縫製蕾絲花裙的「先生的女兒」我,和他們一起快樂地玩著、笑著,那又是一幅多麼奇妙融洽的畫面啊!

鄉下醫生根本就沒有所謂的「門診時間」和「休診時間」,曾經有一天好不容易得到一點點空檔,父親到隔壁拜託牙醫幫忙處理一下牙痛的問題,誰知自家的病人馬上大排長龍,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最需要醫生,結果竟是將醫生從牙醫那兒綁架回來為他診治!吃飯更不用說了,席不暇暖、一頓飯分好幾段吃。

我的父親蔣松柏是蔣渭水先生的侄子,在1931年渭水先生臨終的遺照上,滿臉憔悴坐在床沿的是我的祖父渭川先生,旁邊站著的10歲小男孩就是松柏。那個看來憨厚平凡,穿著公學校制服的小孩,怎麼看都不會覺得將來會是他那位優異絕頂、普世敬重的「伯父」醫學院的學弟吧!

熊本,是我記憶模糊卻又感覺親切的城市。父親日本時代在熊本醫大度過他的青春歲月,熊本古城、阿蘇火山等名勝都曾烙印著他年輕的歌聲與足跡,也形塑了他與同儕們堅毅的品性人格。幼年時聽父親津津樂道他的成長故事,對那些師生、友伴的手足情誼,一起追求知識、學術的熱情,甚至述及與鄰人、房東的忘年之交等等,常令我不禁生起無限的嚮往。

二次大戰後期,盟軍開始轟炸日本本土之際,父親的醫學院學程已是最後一年,當時連民宅都被燃燒彈夷為焦土,父親僥倖保住一條命,也幸運地在1946年乘船回到台灣他的出生地──大稻埕,並且從國立熊本醫科大學轉學成為「台大醫學院」第一屆畢業生。

近幾年我從「台灣現代醫學之父──杜聰明博士留真集」中找到1947年6月所拍攝《台大醫學院第一屆畢業典禮》的大合照,我父親不在其中,他的頭像被圈起來與另外兩位同學以合成技術嵌上團體照,那是早在三個月前發生的二二八慘案中死亡或失蹤、未及參加畢業典禮的學生。

我的父親因為和祖父分頭逃亡不僅錯過了畢業典禮,且流離失所一年多,才得重建家園。這是當時代台灣人普遍的悲慘命運。父親63歲之齡因一陣無預警的「主動脈剝離症」而遽然逝去,未及見到台灣政治解嚴,歷史記憶隨之灰飛沉埋,實在遺憾。

多和病人講幾句話,比開甚麼名貴的藥都有效

那年代在鄉間行醫的物質生活並不豐厚,因為病家往往以一把青菜、幾條魚代替醫藥費,但父親仍欣然盡力的資助學校棒球隊、合唱團,我們在家中也不乏古典樂、唱歌和演奏樂器,家中的藥局生、女傭,都像家人兄姊一樣,相處和睦融洽、心靈層次極為富足。遠離政治圈的父親仍然每周探望祖父母,最多的相處時間仍是在談時事、論世局、憂國憂民中度過。

父親雖早逝,但有幸已有兩位醫師女婿,他常對我的姊夫和我的先生說:「要看病人的『臉色』,不要只看檢驗報告 ; 多和病人講幾句話,比開甚麼名貴的藥都有效。」聽來好像無關醫學,卻是他一輩子身體力行「望、聞、問、切」的真工夫。

回憶已離去三十多年的父親,仍有椎心的刺痛與不捨,然而記得在喪禮中,那麼多識與不識的人們扶老攜幼的來到禮堂,捶首頓足、痛失所依的情景,至今一樣令我震撼與難忘!我想,父親實踐了他的伯父「醫病、醫人、醫社會」的理想,將人性昇華至無比崇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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