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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七十周年紀念/因為這地遍滿流血的罪 | 民報 Taiwan People News

2017/02/24
228七十周年紀念/因為這地遍滿流血的罪 | 民報 Taiwan People News

台北有兩座以二二八爲主題的紀念館,一座是位於南海路的國家級的二二八紀念館,另一座是位於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的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這兩座紀念館的區隔似乎不大,就連台北的計程車司機都常常將它們混淆起來:有一次我去國家二二八紀念館,卻被帶到了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

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建築的前身為「台北放送局」。一九三零年,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為發展廣播事業,成立台北放送局。次年,台灣放送協會成立,廣播業務移交該協會經營。一九四五年,國民政府接收後,改為台灣廣播公司。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抗爭人士率先佔據此處,運用廣播電台傳遞消息,全台民眾遂能立即響應並快速動員。控制媒體是近代以來各國發生革命或政變時,反抗方邁出的第一步——掌握媒體,就掌握了話語權和主動權。當時,台灣已進入近代社會,六百多萬人口擁有十多萬台收音機,廣播是傳遞資訊的第一強勢媒體。所以,此處成為「二二八事件中的麥克風」,也是萬眾矚目的「風暴眼」。

一九九六年,台北市政府基於這棟建築物在二二八事件中的重要地位與歷史意義,選定作為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紀念館在二二八事件發生五十週年時正式開館——五十年之後才抵達的正義,是遲到的正義。紀念館的官網上指出:「本館設立宗旨在求公佈史料,安慰受難者家屬,希望透過興建紀念館的方式,讓台灣人民走出二二八陰影,將苦難提升為進步或再創造的力量,使台灣社會重建健康心靈,愛和寬恕得以成為和諧生活的命運共同體,並冀能促進族群的共榮共和,社會、文化的建全發展。」二十年來,紀念館是否達成了這個目標呢?

此岸有二二八紀念館,彼岸無六四紀念館

面積七百餘坪的紀念館,一、二樓北面為展覽室,以十二個單元展出以「二二八事件」為主體的各式文獻、圖片、文物,以說明事件的由來與經過,和它背後的政治、經濟、社會意義。

《紐約時報》在一篇關於這座紀念館的報導中指出:在面對歷史的層面上,東亞各國總有問題。以中國來說,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運動在一九八九年春遭到血腥鎮壓,但該事件仍是討論的大忌,彷彿政府主導的集體失憶。只要在中國的網絡上提及此事,就會很快遭到刪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七十年後,鄰國還在抨擊日本首相淡化本國的戰時暴行,包括慰安婦問題。與之相比,台灣更勇敢地面對歷史的傷痕,喚起這些難堪回憶的過程,是台灣民主革新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這篇報導特意寫到有中國旅客來此參觀——陸客大部分熱衷於中正紀念堂、國父紀念館、士林官邸等「藍色紀念物」,但也有少部分關注「民主地景」。負責解說的志工洪老師在與陸客交談時,毫不掩飾對國民黨的厭惡。她還吸引遊客討論中國能否面對不光彩的近期歷史:一九五零年代的工業化冒進引發饑荒,導致數千萬人死亡;文化大革命帶來騷亂;還有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的抗議活動遭到鎮壓。一名陸客承認:「在大陸,我們不能做這些。不過我們有一天或許會做到。無論如何,一切都在進步。」另一名陸客說,「那時候,中國人民可以站起來,可以抗議,可以表達自己的觀點。但後來,他們就不能談了,大家都一心撲在賺錢上。」但他相信,隨著越來越多年輕人到海外學習,中國最終會開放。

對於來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參觀的陸客來說,這座紀念館讓他們意識到中國政府對待天安門事件的態度與台灣對待二二八事件的態度差異有多大。這種差距就是文明、民主與法治的差距。台灣的民主尚在鞏固與成熟的過程中,而中國仍深陷於暴力與謊言之中。在此情形之下,中國不可能吸引包括台灣人在內的華人世界「天下歸心」,台灣人對中國這個醜陋的「大象」的疏離與厭惡心態是合情合理的,台灣人對那些生長在台灣卻自以為是「中國人」的國民黨化石的厭惡更是理所當然的。英國作家奈保爾在一篇描寫阿根廷的文章中寫道:「在阿根廷做一個歐洲人,就是在以最為有害的方式做一個殖民者。這是寄生蟲的生活方式。」如果把這句話運用到台灣,那就是:在台灣做一個中國人,就是在以最為有害到方式做一個殖民者。這是寄生蟲的生活方式。


臺北二二八紀念館前 館名石。圖/davidreid (CC by-SA 2.0), via Wikimedia Commons 

臺北二二八紀念館正門口。圖/小蘇@札幌 (CC by 2.0), via Wikimedia Commons

歷史的幽谷尚未穿越,寬容的未來還要期許

二二八及白色恐怖歷史的研究者曹欽榮指出,希望這座紀念館「讓這個島上的住民,得以因瞭解而諒解;因諒解而和解,因為和解是邁向和平的開端」。他對這座紀念館所具有的多元而豐富的意義,有如下之闡發:

首先是歷史意義,建立市民歷史意識,深刻反省、學習追求民主、自由、幸福的生活方式。

其次是人文意義,檢討戰爭對人的傷害及戰後人心解放因二二八的再次傷害;重建人的尊嚴、人格的完整;延續、傳遞每一代人的感情流脈。

第三是教育意義,呈現歷史真相,與歷史時間、鄉土空間同體共感。

第四是文化意義,追求族群共榮,開創人與土地融合、人與人共同成長的生活感情,形成新的生活文化意識。

第五是空間意義:保存歷史建築,連結周邊歷史建築場景,形成首都核心區都市空間的新闡釋。

然而,正如台灣民主化進程並非一帆風順,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也在驚濤駭浪中艱難前行。馬英九任台北市長和總統期間、龍應台任台北市文化局長和文化部長期間,想方設法掩蓋二二八真相、模糊國民黨罪責、隱藏屠殺的元兇,該紀念館的五大功能長期處於「懸置」狀態。這些做法致使若干二二八難屬和學者挺身抗議,館方稍有回應和修改,但基本思路仍然不變。

而柯文哲當選台北市長之後,雖然他的父親也曾被二二八所波及,但由於他本人缺乏深刻而遼遠的歷史視野,對紀念館的「歸正」重視不足。在二二八紀念日時,他卻熱衷於表演「單車秀」而缺席紀念活動。所以,該紀念館並無根本性的改觀。

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不是真正的轉型正義

若要穿越死蔭的歷史幽谷,首先解決的問題是指證加害者。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不是真正的轉型正義。在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中,找不到躲在幕後發號施令的加害者究竟是誰。惟一的替罪羊是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的台灣行政長官陳儀。陳儀被蔣介石處死,並非因為他指揮了二二八屠殺,而是因為他試圖背叛國民黨、投靠共產黨。反正陳儀死了,就把罪責統統推到他的身上吧。

陳儀絕非罪魁禍首。居高臨下、發號施令的蔣介石才應當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紀念館中涉及蔣介石責任的部分語焉不詳。有關解說刻意給參觀者留下一種印象:這都是底下的人胡作非為,作為最高領導人的蔣介石並不知情。這是中國「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奴才文化的體現。實際上,在張炎憲等歷史學者合力完成的《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中,早已根據確鑿的史料得出結論:蔣介石是派兵鎮壓的最高決策者。與毛澤東一樣,蔣介石牢牢掌控軍權,若非他親自下令,數萬軍隊不可能自行調動。蔣介石派兵到台灣的目的很明確,就是鎮壓與屠殺。該書指出:「與台灣二二八事件有關的大溪檔案,從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至一九四八年六月四日止,計有九十九份檔,都是蔣介石與陳儀、保密局、中統局、葉秀峰、劉雨卿、陳誠、白崇禧、桂永清、何漢文、魏道明、彭孟緝、吳鼎昌、于右任、謝冠生等等黨政軍特乃至監察司法相關人員的函電,可見蔣介石對事件介入程度之深、幹預層面之廣,這樣的最高領導人,當然要爲不幸事件負最大責任。」可惜,此結論並未出現在紀念館的解說之中。

歷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歷史也不是傳奇、神話與巫術。如南非宗教領袖、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主席圖圖大主教所說,沒有真相就沒有和解。若兇手的頭像出現在錢幣上,懸掛在政府機關和學校,那麽,受害者就仍然處於被羞辱和被傷害的狀態之下。

誰又不是二二八母親,誰又不是天安門母親?

在紀念館前的二二八藝術廣場,立有一件石雕作品「大地與母親」,以懷孕母親的堅忍及對子女的慈愛、寬容,表達對受難家屬的敬意。該雕塑作品出自四七社成員、台北藝術大學教授張子隆之手。我在「大地與母親」前駐足良久,想起那些失去孩子、欲哭無淚的母親,想起對抗黑暗的天安門母親丁子霖,不禁潸然淚下。

劉曉波曾寫道:

年輕的亡靈
相信母親吧
母愛是火
即便熄滅了
也會用灰燼兌現諾言

是的,他們能夠殺死孩子,但無法殺死母親。母親的子宮會重新孕育孩子、希望和春天。一切的暴君和暴政都將灰飛煙滅,惟有母親的愛永存。我在紀念館中看到那麽多母親的故事,還有女兒的故事——一位友人給我郵寄來他的母親、二二八受害者陳炘的女兒高陳雙適女士的回憶錄《靜待黎明》,我連夜讀完,與作者一起哭泣、一起等待、一起仰望。


陳炘。圖/李筱峰教授提供

陳炘是台灣現代金融業的先驅,他並沒有任何反對國民政府的行為,卻無端被軍人從家中抓走,從此渺無音訊。台灣的二二八屠殺比中國的六四屠殺更加殘酷和邪惡之處就在於:軍隊不僅僅屠殺那些上街抗議的民眾,更有計劃、有預謀地殺害大量並未參與二二八反抗活動的台灣本土精英。

在此意義上,國民黨政權對台灣本土精英的大規模捕殺,跟蘇俄在卡廷事件中有選擇地殺害波蘭社會精英如出一轍。二二八屠殺之前七年,一九四零年春,侵略波蘭的蘇聯軍隊按照史達林的命令,將俘獲的波蘭軍人、知識份子、政界人士和神職人員共計兩萬兩千多人,秘密屠殺於卡廷森林、加里寧等地,史稱「卡廷事件」。

「穿過修道院,我們走進一片美麗的森林,那裡生長著我從未見過的粗大松樹和其他叫不上名的樹木。我們停在一座院子外面,隔牆張望,院子裡有木屋,也有磚房。押解我們的蘇聯士兵按照名冊點名,每十人一組,放進院子。」這篇日記是被俘的波軍上尉托馬什•希維茨基來到卡廷森林後的現場速記,他不知道那座「院子」實際是一個已經挖好的大坑,可以同時埋葬五千具屍體,他更不知道這段文字會成為他的人間絕筆。

卡廷屠殺是另一場奧斯維辛集中營屠殺。歷史學者格哈特·溫伯格指出:「史達林可能確認,任何重生的波蘭都不會是友好的。在這種情況下,大規模削弱它的軍事和技術精英分子就能有效的削弱波蘭。」蔣介石跟史達林的想法一模一樣:要長久地奴役一個國族,就必須首先消滅其中有思想、有文化的精英群體。國民黨到台灣要實現鐵桶般的統治,就必須將日治時代的台灣本省精英統統清理掉。這就是蔣介石發動二二八屠殺的初衷。

希望上一代的犧牲 能換來下一代的公平正義與美好秩序

那一年,還是如花似玉的少女的高陳雙適,一夜之間失去了父親以及父親所有的財富和事業。從富貴人家的大小姐變成不可接觸的賤民,她靠著基督信仰走過那段死蔭的幽谷。在父親遇難七十年之後,近九十高齡的高陳雙適在回憶錄中寫道:「希望父親的犧牲,能換來社會大眾對公平正義與美好秩序的追求意識,以及永遠捍衛台灣經濟繁榮與穩固之決心。我要請大家謹記:不知道過去的歷史,人們就會一直重蹈與重演歷史的錯誤與悲劇而不自知;不認識歷史客觀真實的面貌,人們就無法化解宿怨、凝聚命運共同體的目標。」

爲了讓後人記住卡廷慘案,波蘭人建立了紀念碑和紀念館,更拍出了優秀的電影。父親是死於那場屠殺的波蘭軍官的電影導演瓦依達,獲得奧斯卡終身成就獎之後,在八十一歲高齡拍出了驚心動魄的《卡廷慘案》。俄羅斯的一位網路影評人指出:「瓦依達電影真正的『危險』在於,從人性的維度審視這個政治慘劇,這讓現在俄羅斯謹小慎微的政客心驚肉跳。我們曾慣於崇拜虛假的偶像、虛假的理想,最重要的是,習慣於愛紅場上領袖的靈柩勝過自己父親的墳塋。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懷念以往的崇高,那是誇大了的崇高,因為它建在流血和暴力之上。」那麽,什麽時候,台灣本土的導演才能拍出一部《二二八屠殺》?什麽時候,中國本土的導演才能拍出一部《六四屠殺》?對待歷史的態度,就是對待土地和人民的態度。誠懇地接受歷史真相的那一天,就是民主、自由、人權價值如春雨一般「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那一天。

地址:台北市凱達格蘭大道3號
電話:(02)2389-7228
開放時間:週二至週日 上午10點至下午5點 (國定假日後一日休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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