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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凌辱的中國女兒的救贖之路 | 民報 Taiwan People News

2017/11/08
被凌辱的中國女兒的救贖之路 | 民報 Taiwan People News

自傳是所有文體中最困難的一種——當然,這只是對那些有勇氣和良知面對真實自我的人而言。大多數中國作家早已習慣了這個由謊言組成的世界,也習慣了在自傳中毫不臉紅地粉飾和說謊,他們的那些為自己歌功頌德的自傳,可以成批量地製作和生產,而此類垃圾作品最後的結局,必然是被送進紙漿機中銷毀。

真正有價值的自傳,往往充滿了自我質疑、自我追問、自我否定,以及對那些隱秘的歷史事實和內心中的醜陋一面的挖掘。這樣的作品必然具有爭議性,甚至引發軒然大波,比如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的回憶錄《剝洋蔥》——在這本回憶錄中,格拉斯第一次說出了自己60年前曾經充任希特勒的青年黨衛軍的最黑暗的一頁。這些內容使得格拉斯在多年來在德國社會形成的道德英雄的形象,受到了相當嚴重的傷害,人們質疑說:他為什麼要隱瞞如此之久?

儘管如此,格拉斯並不為此感到後悔,他在書中寫道:「回憶像孩子一樣,也愛玩捉迷藏的遊戲。它會躲藏起來。它愛獻媚奉承,愛梳妝打扮,而且常常並非迫不得已。它與記憶相悖,與舉止迂腐、老愛爭個是非曲直的記憶相悖。」他也深知每個人都是自私的,個人記憶具有不確定性,個人記憶有可能「去真存偽」,所以需要像「剝洋蔥」一樣,一層層地剝去「自我保護」,最後才能直抵真相本身:「你若是纏著它,向它提問,回憶就像是一顆要剝皮的洋蔥。……洋蔥有很多層皮。層層何其多,剝掉重又生。你去切洋蔥,它會讓你流眼淚。只有去剝皮,洋蔥才會吐真言。」可以說,不僅剝洋蔥者本人會被刺激得流淚不止,旁觀者也會被眼淚遮蓋住視線。

每個人都有一段「不足為外人道」的過去。在「剝洋蔥」的過程當中,當事人必然會有時不時地與「為了忘卻的記憶」狹路相逢,當舊的傷疤被猛然揭開之後,更會有撕心裂肺的痛楚。所以,如果沒有作好充分的精神準備,你最好不要輕易提筆寫作自傳。旅美女作家巫一毛的自傳體小說《暴風雨中一羽毛》,是我近年來讀到的最動人心弦的自傳之一,也是一本「剝洋蔥」式的作品,這種決絕的姿態在中國作家中是不多見的。

她在離開中國大陸二十多年之後,經過了第一代移民普遍經歷的挫折、尋覓與打拼之後,巫一毛在美國加州過上了專業人士的、中產階級的優越生活。她以為從此便擺脫了中國、擺脫了噩夢。然而,中國與噩夢仍然像大毒蛇一樣纏繞著她。她終於意識到,自己拯救之道在於寫作,通過寫作為整整一代人作見證。當《暴風雨中一羽毛》的英文版、中文版以及其他諸多語言的譯本相繼出版之後,她才鬆了一口氣,不是因為作品的發行相當成功,乃是因為完成了「見證人」的神聖使命。

有意思的是,許多評論者都不約而同地提及了「見證」一詞。傑出的華裔學者余英時教授指出:「通過一個天真無辜的小姑娘的長年受難,《暴風雨中一羽毛》真實而生動地重現毛澤東統治時代史無前例的荒誕與殘暴,為中國近代史作出獨特的見證。」傑出的華裔作家哈金讚揚說:「《暴風雨中一羽毛》講述一個少女在狂暴的、被革命摧毀的中國成長的故事。它揭示了人民慘痛的受難,其中許多人暴死,其他人苟活下來。這篇豐富多彩、自成一格、令人心碎的故事,它涵蓋人的殘忍、愚蠢和善良,追根究柢是對百折不撓的人的堅韌和生命力的見證。」一個倖存者的背後有千百個死難者,一個言說者的背後有千百個沉默者。

俄國偉大的音樂家肖斯塔科維奇的回憶錄,乾脆就直接取名為《見證》。與之相似,對於「出黑暗入光明」的巫一毛來說,寫作既是一種自我拯救,也是為那些無法控訴暴政的無名的死難者開口,她在寫作的時候,感到躺在身後的有重重疊疊的冤魂。這樣的寫作顯然不是一種享受,巫一毛在總結那段艱難的寫作過程的時候說:「因為我經歷了太多的生離死別,許多部分都難以下筆。有時候,寫到特別傷心的事,像好朋友的死,我往往坐在電腦面前,泣不成聲,許多天都失魂落魄,不能再碰那塊心上永遠流血的傷疤。寫書的過程,也是個療傷的過程。寫出來,得到一種解脫。」正是經過「剝洋蔥」式的寫作,巫一毛不再是一名無助地等待傷害悄然來臨的女孩,不再是一片在暴風驟雨中隨波逐流的羽毛,她的書和她的生命成為了一個時代的見證。那些沒有活下來的人都會因此而感激她。

作為一個女孩,生活在中國,生活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意味著什麼呢?共產革命是以對人的生命、尊嚴和自由的摧毀為代價的。而女孩們,優雅的、美麗的、孱弱的、羞怯的女孩們,通常處於這個社會的等級秩序中最低的一層,於是魔爪便首先伸向她們。多名在毛澤東時代度過其青春時代的女性,近年來都先後出版了回憶錄,並在海內外引起不同程度的震動,比如張戎的《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楊瑞的《吃蜘蛛的人》、虹影的《饑餓的女兒》以及巫一毛的《暴風雨中一羽毛》等。如果將這幾本書對照起來閱讀,便能夠勾勒出在那個時代中國的女兒們生存狀態的全貌。這幾位作者分別隸屬於迥然不同的階層:張戎出生於中級軍官家庭,楊瑞出生於紅色外交官家庭,虹影則出生於底層勞動人民家庭,惟有巫一毛出生於高級知識份子家庭。這些家庭與中共政權的關係或近或疏,但沒有一個是中共政權的反對者或批判者。但是,這些家庭都無一例外地被捲入毛澤東掀起的政治運動之中,家破人亡,血淚斑斑。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當血腥的暴力侵入每一個家庭的時候,父母根本無力保護子女,家庭中的孩子特別是其中未成年的女孩,便首當其衝地成為犧牲者。這些女孩淪為賤民階層,過早地失去了父母之愛,過早地體驗到了社會的險惡,過早地遭受了暴力的侵犯。當然,這幾位女孩的性情也各不相同:張戎有軍人的堅韌,楊瑞開朗而活潑,虹影具有草根階層極其頑強的生命力,只有巫一毛像林黛玉一般多愁善感,所以她能夠存活下來簡直就是一個奇蹟。

巫一毛的苦難,來自於深深根植於當代中國的「三重罪惡」。第一重乃是制度之惡,乃是極權主義之惡。數年以前,巫一毛的父親巫寧坤教授出版了自傳《一滴淚》。在昔日燕京大學英文系的5名教授中,巫寧坤是經歷了多次政治風暴之後惟一的倖存者。研究文革歷史的學者王友琴指出:「如果說在1957這個燕京大學英文教授群體是『一網劃盡』,那麼文革就真成了俗語所說的『一網打盡』。」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極權制度,將有計劃地從肉體和精神上消滅知識份子當作其鞏固政權的重要手段之一。儘管巫寧坤於1951年便放棄了美國的學術生涯,懷著一腔報國的熱血返回祖國效力,且一直謹小慎微,但仍然被視為潛在的「敵人」而受到整肅。

1966年,文革爆發之際,巫寧坤再次遭受批鬥。剛剛八歲的巫一毛,親眼目睹了尊敬的父親被學生們暴力毆打和惡意凌辱的場景,而且她還不能置身事外,比她年長一些的紅衛兵強迫她在父親的名字上打上一個大叉。此後,他們一家人被驅趕到農村,幾乎處於自生自滅的狀態。隨著文革的升級,家庭被拆散,父母被帶走,剛剛10歲出頭的小女孩不得不與弟弟一起相依為命,過著孤兒一般的淒慘生活。只有將柔軟的心變成石頭心,才能在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裡生存下去。極權主義就是要將人變成符號,變成數位,變成工具,變成螺絲釘,變成比野獸還要殘忍的族類。毛澤東對文化的戕害和知識份子的殘害,超過了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專制統治者,他迫使同一個家庭中的成員們互相成為敵人,他不允許人們之間有同情和愛的情感。巫一毛就是在這樣制度下長大的。

戕害中國女兒的第二重罪惡,乃是文化之惡。中國傳統文化中最黑暗的一面與馬列主義的結合,誕生了「中國共產黨」這一怪胎。共產主義制度曾經席捲了全球幾十個國家,但沒有哪個國家將這種制度演繹到了如此滅絕人性、粗俗野蠻的地步。換言之,中國「儒表法裡」的政治及文化傳統,恰好成為馬列主義進入中國的「介面」。在兩千年陳陳相因的「醬缸文化」中,女性是最無辜的犧牲品,一夫多妻制、三從四德、殉葬和小腳,乃是中國男性強加給中國女性的「四大發明」。

巫一毛生活在一個經過現代文明洗禮的高級知識份子家庭,父親巫寧坤是美國芝加哥大學的文學博士候選人,是燕京大學的教授,對歐美古典文學如數家珍,當然不會不瞭解這些作品背後的人道主義思想以及自由平等價值。但不幸的是,中國醬缸文化之毒深入到了巫寧坤的骨髓之中,他在家庭中實行重男輕女的規則,簡直到了喪失理性的地步。家裡訂了一份牛奶,那是專門給弟弟的,巫一毛只能貪婪地舔一舔奶瓶的封口紙上的幾滴殘留。如果說這是因為經濟的困窘,是情有可原的;那麼,下面的場景則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父親重視兒子的教育,每天晚上都要給兒子講故事,但當巫一毛也搬張小板凳去聽故事的時候,父親卻厲聲說:「毛毛,到自己房間去。我講故事,兒子才配聽。」巫一毛只好躲藏在床底下,偷聽父親講的故事。父親講的故事與學校裡講的紅色家庭和革命英雄的故事不同,他講的是西方的文學名著,安徒生童話、《大衛·科伯菲爾》和馬克吐溫的小說等。小女孩在床底下聽得如醉如癡,這是書中讓我印象最為深刻的場景之一。在此一場景中,偉大的西方民主自由的文學傳統與中國卑劣的歧視女性的文化傳統,如此弔詭地、如此牢固地扭結在一起,並折射到一名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的身上—他本人居然毫不自知。直到晚年,直到閱讀了女兒的自傳,這位父親仍然沒有向女兒道歉,仍然沒有意識到他給女兒造成了何等嚴重的傷害。由此可見,五四的使命—人的發現,人的覺醒,尚任重而道遠。

戕害中國女兒的第三重罪惡,乃是人性之惡。人性之惡,受到制度之惡和文化之惡的鼓勵與強化,但它又是一種更為本質的惡。當「國家犯罪」以「革命」的名義肆虐的時候,人性之惡遂突破文明薄薄的面紗,溫馴的學生瞬間變成嗜血的紅衛兵,紀律嚴明的士兵刹那變成殺人的機器。巫一毛記述了她在八歲的時候遭到一名軍人強暴的經歷:當時,那個軍人用一枚毛主席勳章吸引了小女孩的注意,將她吸引到一片沒有人的樹林裡。由於出身「黑五類」家庭,小女孩從來沒有擁有過如此漂亮的毛主席勳章,那時候只有紅色家庭,才能從特別的管道獲得這種榮譽的標誌。這名居心叵測的「解放軍叔叔」將這枚勳章送給小女孩,並趁機以暴力姦污了她,然後恐嚇她說:「這件事不許告訴任何人,不然,躲到天上我也能找到你,掐死你。」對於懵懵懂懂的小女孩來說,身體遭受傷害的痛苦與獲得毛主席勳章的喜悅交織在一起,幾乎分不清孰重孰輕。一方面,「我把這件事埋入心底,沒跟媽媽,也沒跟任何人說。可是,我常常在噩夢中聽見解放軍叔叔的聲音,看見他的眼睛,感到他掐在我脖子上的雙手、他壓在我胸口的身體。」另一方面,「那個月末,媽媽帶我們3個孩子去附近一家照相館照相。……大家都羡慕地圍觀我的大勳章。……我們都天真無邪笑著。我胸前的勳章比哥哥弟弟的大得多,緊扣的領口蓋住脖子上的瘀血瘢痕。」軍人象徵著國家暴力,毛主席勳章則象徵著偶像崇拜,此一真實的情節,所蘊含的資訊超越了一本厚厚的文革史。正如《西遊記》中的孫悟空拔下一把毛來就可以變出無數個孫悟空來,那個殘暴的軍人也正是千萬個「小毛澤東」之一。「毛澤東」這一名詞,意味著革命、暴力與性的糾纏,意味著人性邪惡的極致。

巫一毛看到了那麼多的中國女兒被殺或自殺。讓人欣慰的是,鋪天蓋地的邪惡並沒有摧垮巫一毛,她找到了一條救贖之道,那就是對上帝的信仰。當中學畢業的巫一毛獨自被發配到深山老林之中、人生陷入絕望的時候,她的媽媽前來探望她,並告訴女兒說,自己是一個受過洗的天主教徒。媽媽對巫一毛說:「你只需要在心裡說,『上帝,幫幫我,保佑我。』上帝就能聽見你,保佑你,給你心靈的安寧。」儘管此後上帝在大部分的時刻依舊沉默,但生命中有了上帝,與沒有上帝,絕對是不一樣的。這種強大的信仰讓她戰勝了死亡的誘惑。

後來,毛澤東在眾叛親離中死去,巫一毛一家迎來了生活的轉機。若干年後,這片孤苦伶仃的羽毛終於飄到了大洋彼岸。那裡,海風清新、陽光燦爛。那裡,還有一張書桌,巫一毛終於可以將生命中經歷過的創傷全部寫出來,在寫出來的那一刻,那些創傷便已經癒合了,過去的記憶便再也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傷害這位如同「壓傷的蘆葦卻不折斷」的女性了。

——2008年8月22日、23日
北京家中,門外依然有3名便衣梭巡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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