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時朋友今時帝,你佔朝廷我佔山 | 民報 Taiwan People News

民報 2015/07/17

《資治通鑒》比《共產黨宣言》更值得研讀。——沙茲伯裡(Harrison E. Salisbury)

治二十世紀的中國史,哪一類人是最佳人選?那些西方漢學家,無論學識如何博大精深,因為種族和文化背景的差異,在某些關鍵處,總會留下霧裡看花、隔靴撓癢之遺憾;而那些身居中國或臺灣的學者,則因為受到政治權力、意識形態以及接觸史料不完整之束縛,無法完全做到暢所欲言、我筆寫我心。與之相比,旅居海外的老一輩的華裔學者,親歷了中國近現代轉型過程的王綱解鈕、天地玄黃,有「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之痛;同時,又在西方享受資訊自由和學術自由之便利,做到「人盡其才」,而不必有「不遇伯樂」之嘆。正是擁有以上兩大優勢,歷史學家唐德剛的近代史研究,得天時、地利、人和之最優組合,而能別開生面、自成一家。

我還記得閱讀《晚清七十年》和《袁氏黨國》時的驚喜,那不是板起面孔的學術論著,而宛如聽一場激盪人心、高潮疊起的評書。若非心中有丘壑,一般學者絕不敢用這種閑談的方式「講史」。唐德剛本人流寓海外,卻機緣巧合,與顧維鈞、李宗仁、胡適等現代史上的名人結為至交,併為他們整理口述史。由此,他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演變有了真切的在場感。而《毛澤東專政始末》一書,則是一本通俗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讀此書猶如聽明末清初的說書藝人柳敬亭說書,名士冒襄曾作《贈柳敬亭》一詩稱:「遊俠髯麻柳敬亭,詼諧笑駡不曾停;重逢快說隋家事,又費河亭一日聽。」如今,拿起《毛澤東專政始末》來讀,便欲罷不能,好像唐德剛老先生就在一旁「拍案驚奇」。

不讀馬恩列斯書,只愛中國帝王術

在本書的第一章,唐德剛即指出,毛澤東政權是帝制傳統的迴光返照,毛名為主席,實為皇上。毛之皇權是由二十世紀中國的客觀環境和毛本人的性情、思維方式及知識結構所共同締造的。

就中國的社會環境而言,為何做皇帝容易,做總統或主席反倒困難?唐德剛指出:「做皇帝,中國有三千年老樣板、老經驗、老社會、老底子,你有本領打了天下,南面稱孤,依照老樣板、老經驗來,雖阿斗、溥儀,也可照本宣科。」反之:「若做總統、做主席,就得向洋人取經。但是,你學得再像模像樣,你也沒有那個洋社會、洋底子,也是畫虎不成反類犬。人家有人家的傳統,我們有我們的包袱。」也就是說,制度是機運與智慧的產兒,那時中國尚且不具備邁進民主社會的制度背景。人們不接受袁世凱稱帝和張勛復闢,卻可以接受掛着總統或主席招牌的皇帝。用中國民運前輩王若望的話來說,人人心中都有皇帝夢,人人心中都有一個小毛澤東。

就毛的主觀條件而言,唐德剛指出,毛經歷過五四運動,也從蘇俄學到馬列主義的皮毛,但他更喜歡讀中國線裝書,精通中國傳統的帝王學,尤精於玩弄古代法家的權術,以及打原始農民戰爭的那套「土兵法」。「毛對這套傳統帝王學的藝術之掌握,那才是英明天縱,雄才大略,文武雙全,全國無兩。他就是靠這一套先天的稟賦和後天的經驗,總能在黨內壓倒群雄,異軍突起,最後竟能趕走蔣氏,而統一大陸。」讀什麼書,成為什麼人。比如,毛把《資治通鑒》看過六遍並作批註。唐德剛評論說:「《通鑒》者,鏡子也。他不知道他自己在這面鏡子反照之下,也狐尾畢露。——我們都是讀過《通鑒》的嘛。」

文化老人周有光在分析毛的知識結構時,用一句話說出了真相:毛的藏書大都是「橫放」的而少有「豎放」的。「橫放」的是中國古典的線裝書,「豎放」的則是中國現代的出版物及西方著作。美國資深記者沙茲伯裡在《新皇朝》一書中,也特別分析毛之藏書。他採訪過楊尚昆等毛身邊的高官,還原了毛書房的原貌:毛剛搬進中南海時,中央委員會一名書記員負責佈置毛的書架,此人進去查看,發現書架上滿滿是中國文史古典冊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極少,史達林的著作更是付之闕如。「經過提醒,主其事的書記才多擺了一些馬克思主義著作,當作裝飾。」

毛澤東的帝王夢,從上井岡山時就開始孕育,到了延安儼然就是一個小朝廷。當毛還是北大圖書館一名籍籍無名的臨時工時,傅斯年已是名滿天下的學運領袖。一九四五年七月,傅斯年作為國民參政員訪問延安。毛對傅很熱情,單獨在一起聊了一夜天。天上地下都談開了。談到中國的小說,傅發現毛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小說在內,非常之熟悉。傅得出結論:毛從這些材料裏去研究農民心理,去利用國民心理的弱點,至多不過宋江之流。毛陪同傅來到禮堂,傅看見裏面密密麻麻掛滿錦旗,是各地獻給偉大領袖的,便諷刺說:「堂哉!皇哉!」毛感覺到諷刺的意味,沒有出聲。傅斯年看到偏安一隅的毛記小朝廷已然坐大,深知其勢力越強,占地越廣,則危害中國越烈,預感抗戰雖然勝利,國事仍不樂觀。果然,佔山為王的流氓無賴揮師進了中南海,毛主席趕走了蔣總統。

自古帝王多無賴,主席一生愛鬥爭

在《毛澤東專政始末》一書中,唐德剛曆數毛掀起的一樁樁殘酷的政治鬥爭:與國民黨鬥,與美國鬥,與蘇聯鬥,與黨內同僚鬥……只要對手是有血有肉的「人」,毛就能保持不敗之地,因為沒有一個人比之更殘暴、更毒辣、更自私、更奸詐;唯有在與自然環境鬥、與生老病死的自然規律鬥時,毛才慘遭失敗——前者造成亙古未有之大饑荒,餓死三千多萬無辜民眾;後者的結局是毛不僅未能「萬壽無疆」,而且在晚年還患上一種罕見的運動神經元病——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俗稱「漸凍人症」),過了幾年「活死人」的生活後痛苦地走向死亡。

終其一生,毛無時不刻處在鬥爭之中。毛自詡為焚書坑儒的秦始皇、屠戮功臣的明太祖、《西遊記》中大鬧天宮的孫悟空、《水滸傳》中落草為寇的梁山好漢。由此可見,其鬥爭哲學,與其說來自馬列主義這種西方十九世紀以來蔚為大觀的激進主義意識形態,不如說根植於中國源遠流長的流氓傳統和帝王傳統,用唐德剛的話來說就是:「毛是打天下的叛逆性格,共產黨是打天下的政黨。」

就中共黨內的歷次路線鬥爭而言,毛一概以「左」或「右」命名之,那些被毛掃進「歷史垃圾堆」的政治鬥爭的失敗者,其罪行或錯誤,或是太「左」,或是太「右」,唯有毛澤東獨自走在不偏不倚的正道上。然而,政策或立場上的「左」 或「右」,從來都是靠皇上或太上皇一言九鼎確立的。皇帝說你「右」,你就「右」;皇帝說你「左」,你就「左」。比如,當毛的接班人林彪命喪蒙古大漠之後,毛澤東掀起一場名為「批林批孔」的不倫不類的運動,別出心裁地將「紅軍戰神」林彪和「萬世師表」孔夫子放在一起批判。林彪發明毛語錄和紅寶書、聲稱毛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萬句」,明明是極左派,卻被定罪為「形左實右」。對此,唐德剛一語道破天機:「問題不在左右,在極權。」

早在三十年代,傅斯年就在理論層面對中共以階級鬥爭奪取權力的策略作出深入分析:「階級鬥爭」是中共掩蓋自己無止境權欲的面具,中共利用挑動八種仇恨來奪權。一,中國人恨西方人;二,窮人恨富人;三,尋常人恨地位超過自己的人;四,低能者恨高能力同事;五,低薪僱員恨高薪僱員,無名者恨知名者;六,農村人恨城市人;七,子女恨父母;八,年青人恨長輩。傅斯年留洋時曾研習心理學,他認為,中共的「階級鬥爭」就是把人的仇恨和報復欲合法化。果然,毛奪取天下之後,以「階級鬥爭”為綱,帶給中國無窮無盡的災難,正如唐德剛感嘆的那樣:「毛政權最後二十五年,不但搞得死人數千萬,文物財產被他破壞得無法補償。最糟的還是他把整個中國弄到廉恥喪盡,是非全無,幾乎到了萬劫不復的絕境,三代五代都不易恢復也。……即便在兩千年帝制傳統裏,也只有漢末的十常侍和明末的魏忠賢的亂政,才差可與毛政權相比吧!」

中國這艘大船如何駛出歷史的三峽?

在《晚清七十年》中,唐德剛提出一個生動形象的比喻,就是中國近代化宛如航船在驚濤駭浪中「出三峽」,這一段漫長的旅程大約需要兩百年,如果從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開始算起,那麼一直要到二十一世紀中葉才能完成。因此,毛澤東建立的中共政權,也歸屬於此一尚未定型的「中間體制」。

毛澤東以「人民政府」和「共和國」來指稱其政權的「先進性」,但唐德剛指出,它其實是「轉型期」中,最後一個有階段性的政權,此政權有四大特徵。其一,「它具有中間性:前有帝王專制遺傳,後有民主政治的遠景。」總體而言,隨著民眾的啓蒙與覺醒,民主政治的遠景必然浮出歷史地表。

其二,「極權政府和獨裁領袖的權力遞減,從絕對權威,遞減至依法治國;一人的金口玉言,終歸不是長治久安的民國制度。」唐德剛的這個論點,用以衡量毛時代結束後,鄧、江、胡三代「一蟹不如一蟹」的情形,大致沒有問題。但習近平接班後,迅速由一個眾人都不看好的弱勢領袖變臉為新一代的毛式帝王,將政治局常委會中原本差不多平起平坐的同僚貶低為軍機處的辦事大臣,可見此前中共智囊標榜的「九總統制」形同虛設,瞬間便被顛覆,而作為「舵手」的領導人的性格、野心、手腕卻可能在一定的時間段內改變船隻的航向。經過習近平的這一番「折騰」,中國這艘大船駛向蔚藍色的大海的時間節點必然被大大延緩。

其三,「三百年來人類文明發展的主要取向,也是中國近代政治社會轉型的主要目標,便是由無限制的極權,轉向有制衡的民權。」也就是說,中國不可能孤立於全球化之外。中國既已如同一塊馬賽克一樣嵌入經濟全球化之中,也必將被納入到全球民主化第四波的浪潮之中。這是不以任何個人、黨派和種族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趨勢。

第四,「它具有千載難逢的機運,來結束這場轉型運動而駛出歷史三峽。」儘管「要達到這個目標,中國老百姓雖然還有三五十年的苦日子要過」,但是「守到天明覺夜長,黑貓白貓搞久了,黎明終歸是會出現的」。這是作為歷史學家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唐德剛的信念所在,也是一個半世紀以來為自由和民主不懈奮鬥的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信念所在。

唐德剛十分敬重的胡適,最喜歡北宋詩人楊萬里的《桂源鋪》一詩。當雷震因《自由中國》案下獄,胡適營救不果,痛心疾首,將這首詩寫下來送給失去自由的雷震:「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這首詩歌也可以作為《毛澤東專政始末》一書的結語:無論多麼邪惡的暴君和暴政,都不能阻攔人們追求自由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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