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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杜思妥耶夫斯基穿透專制極權的銳利鷹眼 | 民報 Taiwan People News

2015/01/07
【專文】杜思妥耶夫斯基穿透專制極權的銳利鷹眼	 | 民報 Taiwan People News

人類歷史上的東方專制由來久遠,也最為牢不可破。別說動亂頻傳的非洲黑暗大陸,亞洲伊斯蘭世界,就連歷經數次革命動盪的中、俄這類大國家,號稱擁有進步的共產與解放思想,卻依舊藉由意識型態與愛國主義思想的洗腦灌輸,強調建設一個獨一無二,富有民族特色國家等口號,來滿足獨夫統治者,其個人對於專制極權,掌控國家機器的強烈渴盼。早在近150年前的舊俄時代,俄國大文豪杜思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1821-1881年,或譯為杜思妥耶夫斯基),這位洞識人性深邃陰沈面向的先知,就透過其不朽的作品,預言了一項了不起的觀察,此即,一旦公民社會無法在土地上生根茁壯,任何建設「更新、更美好的新世界」的理念,往往只是統治者,藉以建立專制極權政權,所編造出來的欺瞞口號。

《英國廣播公司BBC》去年底,在一篇引述英國政治哲學家格雷(John Gray*譯註)看法的專題報導中指出,正是這一點對人類社會政治發展的洞見,讓俄國這位作家,縱使去世近150年,其多數作品依舊不致被時代所淘汰。人類的專制集權統治,不但在20世紀持續興起,甚至繼續在21世紀佔據強大份量,這亦可以說明,中俄這2個共黨政權,僅管在國家內部持續打壓異議人士(逮捕、起訴及監禁),封鎖言論自由(網路、媒體及出版),中共習近平與俄共普亭等人,其在國內依舊享有高支持度;就連以色列這個小國家,也打著「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的狂熱熾焰,從1967年以來,持續於東耶路撒冷、約旦河西岸,以及加薩地區,鼓吹擴大佔領巴勒斯坦人民土地。

杜氏生平

杜思妥耶夫斯基1821年生於莫斯科一個貧窮家庭,在七個孩子中排名老二。他的父親是一名退休軍醫,以及是個十足徹底酒鬼,工作於莫斯科的Mariinsky窮人醫院。父親工作的醫院,地處莫斯科的荒郊野嶺,犯人公墓、精神病院和孤兒院便是僅有地標建築。這類景象,給年紀尚小的杜斯妥也夫斯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童年時代即萌生對於窮困者的憐憫,深深刺痛著他的心靈。雖然父母不允許,年輕的杜斯妥也夫斯基還是喜歡去醫院花園走走,看看那些曬太陽的病人,聽他們講故事。

杜思妥耶夫斯基20多歲期間,於古老城市聖彼得堡加入了一個沉醉於「法國烏托邦社會主義」的激進文人圈。被警方密探告發後,杜思妥耶夫斯基和同伴們被逮捕,數月後以散播顛覆思想,分裂國家罪名,被判槍決死刑,後遭減刑,發配流放到西伯利亞充當苦力。

不過,沙皇決定臣民生死的權威必須得到體現,因此這些被減刑的死囚流放前必須經歷一場假槍決。一切都像演戲一樣,經過精心策劃和安排,但囚犯本人並不知情。

1849年12月22日,杜思妥耶夫斯基和其他人被押到一個兵營的操練場,那裏已經佈置成臨時刑場,宣讀囚犯的罪狀和判決書後,東正教神父讓每個人懺悔一番。然後凖備行刑。就在千鈞一髮之際,響起一陣鼓聲,行刑隊槍口向下(沒有行刑)),隨之囚犯們一一被戴上鐐銬,發配到西伯利亞。

生命轉折點

杜思妥耶夫斯基受到的懲處是當4年苦力,1854年他被釋放,但是被要求必須在西伯利亞繼續服役(即強迫充軍)。4年後1858年他升為少尉,從此可以擁有空暇時間來思考與寫作。從假處決事件到西伯利亞服刑這十年時間是他人生主要的轉折,他開始反省自己,篤信宗教;皆發生於西伯利亞流放時期。

1859年,新的沙皇詔令杜思妥耶夫斯基結束流放;一年後,他回到俄國古老城市聖彼得堡的文壇。這是他人生和思想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許多年後,他說,記憶中再沒有任何時候比那一天更幸福了。他仍堅信俄國社會需要劇烈變革,不道德的封建農奴制度必須廢除,而且到生命最後一刻,他仍然唾棄擁有土地莊園的貴族們。

但是,「假槍決經歷」使他得以從新的角度看待時間和歷史。自從那個他記憶所及「最幸福的一天」起,他意識到「人生不是一個從落後的過去,奔向更好的未來,這般美好的運動過程」;他類曾經是激進知識分子小圈子裏的同伴們共同擁有的信念,現在破滅了。之後,他對曾經吸引他的那些激進意識形態的不信任日益加深。

他從西伯利亞回到聖彼得堡後,對當時城市中新一代俄國知識分子流行的思潮十分不屑。歐洲各派理論和哲學觀點,包括法國的物質主義、德國的人文主義和英國的功利主義,在俄國交融匯合成俄羅斯特色,新潮鮮明的混合物,被稱作為「俄式虛無主義」。

1860年代俄國特色的虛無主義,不是指尋常理解的「什麼都不信」;俄國19世紀後半葉虛無主義者,篤信科學,志在摧毀過去引導人類活動的宗教、道德傳統;把舊世界讓位給「更新、更美好的新世界」。值得一提的是,今天世界上不少人也有類似的觀念。

舊俄時代的俄國虛無主義者在聖彼得堡被處死(圖片來源:網路圖片翻攝)

魔鬼附體

英國政治哲學家格雷指出,俄國19世紀小說家杜思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筆下的人物中,不乏那些用「理念信仰」為自己的殺戮行為作辯解的人。杜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指出,「思想理念」擁有強大力量(正負面皆可能),足以塑造、影響人類生活。杜氏獲致此一革命性觀點,並非憑空杜撰;而係有著切身之痛的生命體驗(即年輕時代加入讀書會,隨後遭流放西伯利亞8年多歲月)。

小說《群魔》(Demon)可以視為杜思妥耶夫斯基,對當時俄國虛無主義的批判。1872年出版的這部小說曾引起很大爭議。毫無疑問,他要表達的一個觀點是,他那個時代的俄國流行思潮,是對知識份子的荼毒危害。

小說講述的是個標準的黑色喜劇,故事裡那些好高騖遠、對現實中的革命究竟麼樣,一無所悉卻熱烈地空談革命的知識分子,在小說內容的生動描寫下,顯得荒誕滑稽,醜態百出。

小說的情節描寫到一位極端人物,謝爾蓋·涅恰耶夫(Sergei Nechaev)從神學教師變成一名恐怖主義分子。這位教師涅恰耶夫曾製作了一本小冊子,宣揚為了革命事業可以使用一切手段,包括勒索和暗殺;一位遇害的學生就是生前曾質疑這位教師的殘暴手段,所以遭到殺滅。

杜思妥耶夫斯基提出,基於一種自由理念而拋棄道德,將變成一種前無古人般,卻又更加極端的暴政。《群魔》中的一個人物承認,他自己陷入一種「數據迷宮」情境,得出的結論與最初的觀點截然相反;出發點是「無限自由」,結論卻變成「無限專制獨裁」。

學者格雷的專文指出,如果將該著作看作是對近50年以來,對於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即俄國1917年爆發的紅色共產革命)後果的描述,《群魔》的內容幾乎是具有前無古人的精準與犀利。雖然俄國革命之父列寧,曾對涅恰耶夫過於依賴個人的恐怖行動有所批評,但卻敬佩這位小說人物,隨時備妥為了革命而做出任何犯罪行動。然而,正如杜思妥耶夫斯基預見的那樣,透過「不人道的方式得到一種新的自由,結果產生了一種遠比沙皇主義的殘忍更寬泛、深遠的壓迫」。

人類通病

格雷的專文指出,杜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蘊涵意義,遠遠超越俄國疆界。《群魔》的早期英譯本書名譯成 The Possessed (附魔者),那是對俄語詞的誤讀,書名應翻成「群魔」更貼近原意。然而,「附魔者」的用辭,或許更加貼近作者的意圖。儘管書中有些章節,對這些革命者的描述毫不留情,但革命者本身並非惡魔;而是那些被「自以為是的思想觀念操弄、奴役」的革命者,本身才是惡魔。

杜思妥耶夫斯基認為,俄國虛無主義的致命弱點是無神論。僅管人們可以不同意他這個觀點,也不必贊同他的政治觀;卻可發現,杜氏對思想觀念具有的魔法般力量的描述,係緊扣住「人類通病」的內在根源。

他診斷這種病的症狀是:「人類傾向於認為思想觀念,遠比現實存在更真實」。杜氏自己有時也會出現這種症狀。如果想像我們自己並沒有陷入這種「臆想式思維」,那就錯了。近十多年來,西方在中東打仗,往往被抨擊為純粹為攫取自然資源而發動戰爭,然而這並非全部的真相。要解釋西方的不斷干預和反覆失敗,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因素是一種「道德幻覺」。

我們想像,諸如「民主」、「人權」和「自由」等等之類的理念,認為這些觀念擁有無比威力,一旦任何人接觸到它們,生活就會被改變。西方國家發動了政權更替攻勢,旨在透過推翻暴政來實現這些理念。但以這種「輸出革命」模式,卻造成這些國家內部的進一步破裂,就像在利比亞、敘利亞和伊拉克發生的那樣,導致嚴重「事與願違」相反矛盾結果,包括有內戰頻仍、無政府狀態,以及新型態暴政。

僅管人們願意認為當代「自由社會」,對思想危險魔力擁有有對抗的免疫力。然而,認為我們自己沒有被魔鬼附身,完全是個幻覺。基於「自由」這個宏偉概念的魔咒下,我們試圖改變其他國家的體制。就像杜氏小說裏,那些滿腦子幻覺的革命者;崇尚自由的我們,往往也把抽像概念當成偶像,然後為了專門伺候這些偶像,無辜犧牲他人,甚至不惜犧牲自己。從另一個面向來看,專制極權的幕後操控黑手,當然樂於見到民眾被這類「魔幻理念」所主宰,因為這就是他們得以掌權,奴役人民的秘訣。

*譯註

英國現代知名的自由主義哲學家格雷,亦著有《假曙光:全球資本主義的幻覺》(False Dawn: The Delus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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