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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李敖 一個荒謬時代的人死了 | 民報 Taiwan People News

2018/03/24
【專文】李敖   一個荒謬時代的人死了 | 民報 Taiwan People News

李敖死了,為戒嚴時代的文壇風雲人物敲最後一個鐘響,如此而已。我們為他年輕期的捲起文化風潮,而擊掌不已,為他後期的自我背叛而不勝唏噓。

李敖一生在社會的價值,可以有兩種劃分法。一是《文星》與非《文星》,一是自由民主與反自由民主。

從投稿《文星》、當文星書店的編輯,到文星書店被查禁的文星時期,主要是以蕭孟能先生的文星書店為平台,聯繫當時台灣的文人雅士,藉出版各種現代小說、評論與雜誌,引介西方文化,在死寂的戒嚴時代,捲起新文化風潮。後因《文星》的論點觸怒當道,而被迫關門,也結束這個時代。

文星時期的李敖會成功,主要是文星書店創辦人蕭孟能的父親蕭同茲,是國民黨的報界元老(曾任最頂峰時期《中央通訊社》社長)、國民黨中常委、立法委員,蕭同茲及他的朋友,對《文星》的事情可以護航。因此這樣的文星書店,有其特權來引領風潮。當然我們也不可忽略蕭孟能有這份心,李敖有如此的才,方有那樣的成功。

特權在這邊扮演重要角色。在1950到1970年代,整個文壇、出版界,都以外省人為主。一方面當權的國民黨,對非其族群的本省人不信任,也不會給予很大的發言空間。一方面日本時代培養的那些擅長以日文表意的文人、學者等,他們在二二八事件中,若不是被殺了一大堆,如:林茂生博士等,就是嚇了不敢提筆為文,如:張文環、龍瑛宗。而且他們的日文文章,在國民黨時代也不允許出版。

即令外省人,也有特權及非特權的關係。一如雷震的《自由中國》,若非他的政治關係,也不可能有如此強烈政治風味的雜誌,而其雜誌內的重量級主筆、寫手,甚至是工作人員,也多是外省人為主。沒有這麼大的言論空間,雷震的《自由中國》聲勢不會起來。而有這樣的聲勢,若沒有政治為之護航,也很容易被兩蔣的勢力所壓制、剷除。

以此觀之,文星書店能成功,不可欠缺他的政治背景。同時,也因為這樣的政治及其文化背景,才有機會讓許多外省籍的文化政治菁英,敢在這邊發表文章、出書。簡言之,那些外省籍文人、學者,和當時的文星書店,乃是魚幫水,水幫魚的關係。李敖可以說是這個狀況中的重要角色,但若說他躬逢其盛,乘勢而起,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

我們會這樣講,乃因為後來的時局變化趨向和平,文壇也相對不會那麼肅殺,李敖的聲勢就弱了不少。《文星》之後的李敖,雖然在一段因政治因素被關之後,也重出江湖,透過《中國時報》這個媒體發聲。在當時,能在《中國時報》副刊發表文章,算是相當好的機遇。金恆煒總編曾說,當時《中國時報》與《聯合報》的副刊,在當時的重要性,幾乎佔發行量(記憶如此)的一半以上,能在這邊發聲,甚至比以往在文星書店時,更能讓全國人知道。但李敖的影響力,已遠不能和他在文星書店時的聲勢相比,已經消褪很多。

在往後媒體相對更自由的時期,李敖也辦了《千秋、萬歲》評論雜誌,一如他以往掌握文星書店那般,但就看不出他能引領風騷。乃至更後來,他介入電子媒體,但影響力已時不我與,變成邊緣人了。

特權消失是李敖時代不再的重要原因,另一則是他此後的雜誌都是一人作者、一人成書、剪剪貼貼,重複來重複去,鮮有拿得上檯面的文章,多是書名或標題嚇人引人而已,含量成分十分稀薄。好聽是生產力很強,但仔細檢視,已難稱為作家或文化人了。

解嚴之後的李敖,無法發揮如之前那樣的影響力,甚至百分之一都不如,恰好印證他戒嚴之前的影響力,乃是特殊時空的特殊產物。

從自由民主的角度看李敖。李敖早期雖然才氣縱橫,但中期後來或許始終生活在想像與過去。在解嚴之前,李敖始終強調民主自由、學術自由和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這點他和鄭南榕是契合的。雖然李敖是統派,鄭南榕是獨派),甚至全面西化。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不僅美化歐美民主自由的風氣與生活態度,甚至也強調民國初年北洋軍閥時代,都比國民黨時代好太多了。但解嚴之後,台灣逐漸進入民主自由,學術也自由了。李敖卻逐漸掉隊丶脫隊,終於只好與專制體制妥協,甚至台灣混不下去,只好跑去投靠中國政權和共產黨,博取溫暖和掌聲。

李敖在右派的法西斯政權下反右派政權,在民主時代卻支持、歌頌左派法西斯政權。這是他的悲劇。那麼他之前強調的民主自由,也僅僅只能說是用於反兩蔣、國民黨的工具。他喊的很漂亮,卻經不起檢驗。檢視後來李敖往來的對象,其實都具有他在戒嚴時代批判對象的特質。他甚至與「文化黨衛軍」宋楚瑜交好,惺惺相惜,和後來的性侵犯馮滬祥搭配,代表新黨選正副總統,選到後來,人卻神隱不見了!其政治人格之低下,令人難以接受,也使人不禁搖頭嘆息。

李敖早期治學勤奮、嚴謹是許多人所稱讚、強調的,但他學術只往歷、治學的脈絡放置,放置在學人熟悉的學術脈絡,並沒有想像中的厲害,到後來,不進則退,一直倒退嚕,只剩在舊紙堆裡剪貼文章,和對外一隻嘴而已。社會上有一陣子居然流傳「李敖大師」之名,令識者啼笑皆非,而他自己卻以之而洋洋得意,頗有齊人「驕其妻妾」之況。

李敖和一般社會大眾,特別是台灣人背景的學子,有一個很大差別。他能知道許多民國文人的雅聞風格,但一般台灣人沒有。甚至這些人在家裡,也不一定能從父兄輩那裏,知道學者典故與風範。一則台灣人很多沒有辦法接受高等教育,一則在戒嚴文化下,緬懷日本時代,很容易惹禍。但身為外省人,父親又曾接受北京大學教育,他當然有這些故事。但除了這些,他有甚麼樣的學術成就呢?沒有。

他進行的許多考證,表面上成就很大,但這是在封閉的台灣才有的價值,也許在中國或國外,早就是公開的消息。例如:蔣介石變造照片,把幾個和孫中山合照的軍事將領都刪掉,僅留下蔣介石一人。這種照片改造的手法,在中國早就知道。但這卻是李敖在做的「考證」工作。甚至人家早已經考證出來,他卻故弄玄虛,佯裝認真其事的分解國民黨的偽造手法,表示自己能力很強。這種狀況在李敖的千秋評論、萬歲評論有很多,重複的更多。

就算不提這些道德上有瑕疵的行為,他在學術上又有怎樣的成就呢?或許僅有考證、驗謊的功力很強,其他並無法提出更強而有力的學術論述與說法。那樣的人在學術界裡一大堆,可能不一定有他博,甚至也沒有他那麼勤,但這並不特別。而以李敖提出的那些考證新論,在學術界中,其實價值不高。李敖常強調看不起殷海光的幾個徒弟如:劉福增、張灝、林毓生,但這些人的學術成就都遠高於他,但李敖只會自吹自擂是有何等高成就的人,還偽造大師對他的首肯。

李敖很欣賞崇拜胡適,也想要做胡適那種但開風氣不為師的事業。他的確有做,也曾在台灣有一番事業。但放置在社會現象與歷史結構去理解,胡適的確在眾多競爭下,替封閉的中國帶來新氣息。李敖卻是在人為製造的後退專制氣息中,以其特殊的地位與膽識,帶給台灣新氣息。但這種新氣息,卻是荒謬時代的荒謬產物。一如李敖是荒謬時代被耽誤的人才一樣。

李敖後來會擁護獨裁、中國共產黨,其實不需要討論。他這樣的作為跟國民黨台灣的八百壯士、新黨、統促黨等統派的作為完全一致,或許這是中國文化的特性之一吧?放置在這個結構下去看李敖,相較於他以往的言論,對李敖是很不堪的,但李敖本人的人格,或許就是那麼不值得推崇吧?

文化的李敖在文星書店關了之後就死了。鼓吹民主自由的李敖,在台灣民主自由化後就死了。李敖現在過世,僅僅只能說是一個人的過世,對整個社會,其實沒有甚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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