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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作翻譯:致亞歷山大.杜布切克 | 民報 Taiwan People News

2016/09/18
名作翻譯:致亞歷山大.杜布切克 | 民報 Taiwan People News

中譯前言
1968年1月,亞歷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出任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書記。他是類似於胡耀邦和趙紫陽的開明共產黨領導人,主張人道社會主義,並推動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改革。不幸在8月20日招來了蘇聯與華沙公約組織各國五十萬大軍的聯合入侵,但捷克斯洛伐克聯邦國會仍勇敢地祕密召開,決議支持布拉格之春,並譴責蘇聯侵略,為歷史留下紀錄。

1969年4月,杜布切克被迫辭去第一書記職務,由古斯塔夫.胡薩克(Gustáv Husák)接任。杜布切克雖然維持政治局常務委員職務直到9月,事實上,在辭去第一書記後,他已遭到軟禁,在公開場合中消失了。

在杜布切克被軟禁期間,哈維爾(Václav Havel)於蘇聯入侵一週年之際,私下寫了一封信給杜布切克。信的主旨,是鼓勵杜布切克堅持改革理念,不畏權勢,不計成敗,忠於良心,以誠實的政治人格為民族和國家樹立道德的典範。他深信,任何一個純道德的行為,雖然不會立即產生看得見的政治效果,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終將逐漸產生一定的政治意義。這封信充分反映了哈維爾的道德政治觀,基於這一信念,他自始至終樂觀地看待一切召喚人們良心和感動的行動。這封信,既是當年32歲年輕熱情的劇作家哈維爾對於黨國領導人杜布切克的一種戲劇性的期待,也預告了哈維爾日後投身政治後,對於自己作為國家領導人的期許與定位。

對於哈維爾關於處理變局的各種建議,杜布切克選擇了沉默以對,消極地表達了對於蘇聯入侵的抗議。在被罷黜以後,他在國家秘密警察的監視下,長期在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發郊區的一處伐木所工作。1988年8月,捷克斯洛伐克爆發紀念布拉格之春的群眾示威;次年10月,捷克斯洛伐克再度由學生引爆群眾示威,深受人民懷念的杜布切克復出成為精神領袖;哈維爾則率領反對運動組織「公民論壇」(Civic Forum)代表團與共產黨展開圓桌會議談判。共產黨被迫同意修憲,實施自由選舉,天鵝絨革命宣告成功。

1990年,共產黨於自由選舉失利後垮台,哈維爾打算推舉杜布切克接替胡薩克出任總統,但為杜布切克謙辭,而全力擁護哈維爾繼任;杜布切克自己則擔任聯邦國會議長,在1990年7月後的國家民主化重建工程中與哈維爾總統並肩作戰,攜手合作。

1992年,杜布切克於一場意外的車禍中過世。他和哈維爾前後輝映,不僅為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做出重大貢獻,更以身作則,使捷克和斯洛伐克兩個民族的品格獲得提升,而受到世界普遍的尊敬。

本文英譯收錄於保羅威爾遜(Paul Wilson)選編的哈維爾《公開信:1965至1990年文選》(Open Letters: Selected Writings 1965-1990),1991年美國紐約艾爾弗雷德克諾夫(Alfred A. Knopf)出版公司出版。而這篇中譯為中文世界首見譯本,謹為紀念布拉格之春四十八周年而譯。

英譯前言
〈致亞歷山大.杜布切克〉(Letter to Alexander Dubček)是日期標示於1969年8月9日的一封私人信件,時間約當蘇聯領導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年之後。在稍早的4月,杜布切克辭去了共產黨第一書記的職務,並正式提名胡薩克繼任其位。當年8月,杜布切克仍是政治局常務委員,但在蘇維埃入侵一周年到來之際,他就面臨了與日俱增的壓力,要他否認他在布拉格之春期間曾經擁護的各個計畫。

在《來自遠方的拷問:哈維爾自傳》(Disturbing Peace)一書中,哈維爾說道:「我知道他收到了這封信,他怎麽想我就不知道了。他很快就無聲無息地從政治舞台上消失。他沒有背棄自己的事業,但也沒有體面地結束自己的政治生涯。」事實上,杜布切克在1969年9月被趕出了政治局,在接下來的一月,他被開除了黨籍。

這封信在捷克文中的面世,僅在勒姆普瑞坎(Vilém Prečan)所編輯的《瓦茨拉夫.哈維爾:不同的目的地:1983至1989年文集》(Václav Havel: Do různých stran; Different Destinations: Essay and Articles, 1983-1989)一書附錄。這是第一次以英文出現,由布萊恩(A. G. Brain)摘譯。

中譯內文
親愛的杜布切克先生:

我不知您是否還記得我:一年前,我們曾在一個作家和政治人物的小型聚會中說過話。不管我知不知道您是否知道我是個作家,或者您是否將如我所期待的,展讀這封基於我的堅信所誠摯表達的私信,在經過長考之後,我決定寫信給您。因為我相信,這是此時在我有限的可資利用的範圍內唯一的方法──使我能為這我所居住以及我能以其語言書寫的整個國家所做的一點重要的事。除此之外,由於您向來信任人民的作風(往往過了頭),我或許可以期待,您將不會以這些日子以來針對種種未得到官方認可事物而來的偏見敵意,來看待我所說的一切。

不需要有經驗的政治觀察家(我肯定不是),就可以瞭解這幾週或幾天所發生的事情,此即最高的黨(也就是國)領導同意了蘇維埃的干涉,並且毫無保留地認可了蘇維埃對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說法。不需要太多的經驗,就可以看出官方現在為我們所準備的宣傳的整個用意,即基於意識型態,將干涉後的政府政策,轉換為在政治、意識型態和道德上的臣服,而進入最後的階段。

雖然基於人民、知識界和領導階層裡的某些力量等不同部門的壓力,而爭取改變政府這一令人不恥作為的希望現在正逐漸渺茫,所有的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民(以及世間眾生),仍舊把眼光放在您和您的同志們身上,期待此刻見到您們能表達立場而有所作為。

從人本的觀點,把如此需要勇氣的決定,加諸在單一個人的肩頭上,可能是不公平的,但卻非常重要,因為您此時此刻的作為,正是我們當中的絕大多數所持續期待於您的。說來似乎很誇張,但不論我如何看待它,或我怎麼對人說,我瞭解到,對我們而言,對於有意義的未來的某種希望,乃是寄託於您所採取的立場。對於這一切的認知,也就促成了我當下寫信給您的動機。

藉此,我要向您申訴,用我所能找到最緊急的方法,是不想讓那些把最後希望集中在您身上的人們感到失落。同時,我要聲明,我沒有權利去指使您,而我也無意去扮演「國家的良心」。我的目的,只是為了讓您擁有有別於現在滿滿包圍您的觀點和論證的個人的沉思,強化您內在的確信,避免可能臣服於有力的外在攻擊和有力的內在懷疑。因此,我向您申訴,並非表達不信任,而更多是基於信心:若不是對您的判斷和誠實有信心,我可能永遠不會下定決心要寫這樣的信給您。

對我們兩個民族而言,您象徵我們對於更美好、更體面和更自由生活的希望。對世人而言,您又是捷克斯洛伐克「人道社會主義」實驗的象徵。人民視您為一個高貴、誠實和有勇氣的人:他們把您當作一位為正當的理由而奉獻的政治家。他們喜歡您誠懇的眼神和友善的笑。他們相信您不會背叛。所有這些事也都平等而明顯地指向那些嘗試在蘇維埃的槍保護下修復舊秩序的人們。那就是何以當前他們可能的目標之一,是要誘使您不只向他們的意識型態低頭,也要為他們的政策背書。我不知道這是否為真,但我聽說,他們曾有意以您自己的政策,將您交給首席檢察官。若然,這該是第一次,您為以破壞那些政策為目標的行動做公開的背書了。

您必須不惜代價避免這一結果。這已成了攸關您個人榮譽、驕傲和尊嚴的事。現已迫在眉睫。這是為了所有信賴您的政策、以及現在沉默,卻把您當成他們最後機會的所有人們的榮譽和驕傲。他們希望您能挽救捷克斯洛伐克的實驗,以及唯有您個人能做的,現在唯一可以挽救的事:自尊。

為什麼您的對手們真是夠了地要尋求您的支持?他們想要利用您清白的名聲來掩蓋他們骯髒的行徑;而通過您,可以用政治遠見的飾面薄板,去超越僅僅是由於他們的無能為力所造成的問題。在此同時,他們想要公開地讓您失信又受辱,剝奪您讓他們痛恨的一切,以及讓人民對您不再信任。

他們想要讓您屈膝的欲望不會那麼簡單就得到滿足,因為您不再有權力了;他們要的更多:他們想要您丟臉。更甚者,他們的所做所為還集中在更惡劣的事上:冷血地企圖要把人民最後的希望毀掉,在他們的心中種下深沉的絕望、冷漠和懷疑,這些都是處心積慮為了他們施加權力的需要。他們的目標很清楚:要針對使您得以超越他們的任何一切進行報復;把您從人民的心中抹去,和利用您去操縱這個國家(而這些作為,他們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找到理由,把您送進大牢)。

我可以很輕易想像您的對手將如何爭辯。首先和最重要的是,他們很可能會利用您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強調黨、運動和社會主義的利益。他們將會訴諸黨紀。而且他們將會要求所有的一切,都是以對您而言最為心愛而且為此奉獻一生的事情作為名義(這與訓練有素的共產黨人威逼下的自白何其相像,而其目的,就是要混淆大眾,使他們輕信這一終極的指控!)無庸置疑,他們也將設法利用您對我們民族利益的負責任態度,爭論假使您不願像一向所被期待般地作為,您將會激起更多的危機、破壞鞏固的過程,和將國家拋入無秩序乃至於內戰;您將招致更多的干涉、集體流放,更可能遭到蘇聯併吞;您將會使成千上萬人民的生命遭遇危險,而他們對您的言行毫無興趣,只想在和平中繼續工作。  

[……]

但不論對您而言多麼地辛苦,您絕對不能對那些譁眾取寵的論調讓步。記得愛德華.貝奈斯(Edvard Beneš)在慕尼黑的時候所面臨的兩難。在那些日子裡,不是危言聳聽的,國家有著即將被滅亡的真正危險。就在那時,是您,一個共產黨員,堅持勸說投降,正確地認識到事實上的失敗不必然是道德上的失敗;道德的勝利有可能隨後成為事實上的勝利,但道德的失敗,則永遠不會。

一旦您堅持您自身的真理,您就有可能成功打擊現在黨領導的政策,但不會動搖到您的政黨。相反地,假如您採取了黨的立場,您就會長期得到最好的侍候。而只要您能夠證明,謊言和不名譽不必然是共產主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您將在黨內把希望帶回給人民。您的作為可以裨益於損傷當前黨領導中的某些人的威望,但您卻永遠不會損傷共產主義及其理想。事實上,您要修補共產主義的唯一希望,是去顯示共產黨員是有原則的,而且能夠把真理放置在黨紀和黨中央的期望之上。但假如您宣布放棄,您將會損毀共產主義而非其他;您將會再一次證明,諸如真理、榮譽、自由等價值,在您的黨和運動裡面是無意義的幻覺。

當然,我知道,在黨領導中,對於即將來臨的計畫及其客觀情境毫無氛圍。儘管如此,我仍然嘗試去思想可能的替代方案,就像它們出現在作為一個普通公民的我的面前。

您所能擁有的第一個選擇──我推想已經押在您身上了──就是去展開一個徹底的自我批判,認知您領導的失策和疏忽,完全替蘇維埃對事件的詮釋來背書,承認您未能掌握諸般事件的深層意義和方向。您忽略了您的責任,因而在您高調譴責蘇維埃的干涉時,成了反革命力量的打手。您應當在接下來的時程中強調,您已經了解此一操作的難以避免;即在事實上承認,我們必須感謝蘇維埃的領導們,為了他們的「互助」(fraternal assistance),而運送坦克到這裡來維護我們社會主義的成就。

要「基於黨的利益」這麼做,則勢必要否定您的自我、您所見到的真實、您的確信、您的工作和您的理想。您的個人成就將受到貶抑,同時也將背叛所有因您的名字而結合的希望。您將自取其辱,深深地傷害知道事實真相的大多數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您將剝奪人民最後的確定性,他們最後維持的理想,他們對於有關人類榮譽、有為有守的意義、更好的未來,以及為共同體犧牲的價值這些種種信念的最後痕跡。這將使這個國家陷入道德的困境,使人民喪失更高的價值眼界,導致自私、屈從和野心的增長,與對他人命運的漠不關心。

在這樣的道路上,當然,你應當更加堅持現在的黨領導地位,但這卻要付出對於我們民族道德肌理的恐怖摧殘而可能需要花上整整一個世代才能復原的代價。這相當於民族自尊心以及共產主義信仰的最後殘餘的摧毀。您有可能被允許至少在一定時間內坐在某些國家或黨的職位上(雖然沒有真正的政治影響力),但我們的國民將會譴責您是在捷克或斯洛伐克政治上史無前例的叛徒(至少我現在還沒想到有哪一個例子是哪一個人積極地宣示同意以軍事干涉的政策來撤銷先前的政策)。

另一個公開在您面前的選擇,是保持沉默。您將不進行自我批判,您也不去爭論贊成佔領的決議。您只是單純地對這一決定低頭,從而當他們到來時,採取相應的動作。

我不認為這是一個務實的選擇,但誰敢說這不是一個可能的發展?您很可能很快地就從所有的公共職務而非僅僅位居第一的位子上被罷黜,而且極為迅速地和無端醜化地一如大惡棍般地遭到譴責。然儘管如此,您在人民的眼中,也不會更加好過。雖然與積極贊成佔領相較,這將不會引起更多的震盪,您的沉默卻將使您得到普遍的臭名。您既在何種程度上也傷害不了黨的領導,但您有意的自我欺騙和跌傷,就像帥克(Švejk)一樣,通過歷史,最終導致如同第一個選項的道德危機。

第三個選擇適合於您──我推薦這一個,而且我相信多數的人民所期待於您的,就是這個最困難的。這意味著抗拒一切加諸您身上的壓力,以及一再清楚地公開和真實地揭露您的計畫、您的政策,以及您對於布拉格之春政治改革的理解。

您應當清晰強調您的信念,即民主化的過程,不會威脅社會主義的存在,相反地,將會揭示對於改造的承諾。您也應當針對蘇維埃的干涉,公開和真實地聲明您的立場:在民主化的進程中,您向來視之為不正當的干涉;雖然在此同時,您在軍事侵略初期所發出的驚訝,您所譴責的高度不正義行為、背叛和非法,則在隨後被修正為接受軍隊在場的現實,並且尋求一個政治解決,使國內情境和國際關係,都能鞏固在此一「現實」的架構當中,而不再從您所深信的干涉是不正當的主張中撤軍。

換句話說,這是要您說真話,保守它,拒絕顛倒是非。

如果您依此一強烈要求卻也是最自然不過的方式而作為,將會發生甚麼後果?

除非您的聲明成功地把議程中的若干問題排除掉──但這卻最不可能:佔領將會獲得中央委員會的同意,隨即您將會被逐出中央委員會,很可能,連同共產黨的黨籍。但很多人仍然會繼續支持您,儘管您將會如同近日弗朗蒂塞克.克里格爾(František Kriegel)醫師一樣受到高度不堪的醜化。這將嚴重打擊黨的領導及其政策,因為您將證明他們毫無原則的扭曲事實的罪行,而這根據任何的政治戰術,都是不可原諒的。您將會嚴重傷害當前所認知的鞏固過程。最可能的是,您將會引發一個新的「危機」,因為在您的支持下,騷亂可能爆發,攻擊可能被號召。然而,最終,某種平靜將會回復,而騷亂也會平息,在數週內,所有事物都會淪落到我們不難想像的狀態。

因此,您的行為,對於當即的情境沒有具體的效果;相反地,還有可能被利用去正當化更進一步的鎮壓。但這都將微不足道,只要我們為了我們兩個民族的社會和政治命運而對您的行為提出無法測度的道德意義時。人民將會理解,一個人的理想和風骨是有可能被保留下來的;人可以挺住謊言;有值得奮鬥的價值;還有值得信賴的領袖;只要犧牲者憑靠尊嚴去承擔失敗,就不會有政治上的失敗可以證成完全的歷史懷疑論。您的行為,將會在我們面前樹立如同最近楊.帕拉赫(Jan Plach)所為的倫理之鏡,雖然您所做所為的影響可能需要一個較長的期間。對許多公民而言,您的行為將成為他們自身作為的標尺,像一個指南針指向有意義的未來。

縱使您被隔離生活,您將不會被遺忘;而您的存在,則將是那些企圖在佔領中獲利的野心家們眼中的砂粒。您將會提升捷克斯洛伐克在世人眼中的聲望,而且您將成為共產主義運動諸多更為具體層面中活生生的一個象徵。在若干年後(特別當蘇聯共產黨領導更迭),無疑地,您將復出──寧靜地,毫無懸念地,終將成為共產黨內的典型──因為歷史不會靜止,而且時間必須最終將您平反。

當為了再次嘗試──更加緩步地,也許,更加始終如一地──彌補1968年未能成功的努力的機會湧現,社會或將針對這一巨大的道德和政治潛力進行建設性的利用──就因為有您的屹立不搖,這一潛力將保持著活力,繼續到產生影響力。

[……]

是的,我了解,提出建議對我而言並非難事,當我沒有站在您的立場和不具備您的責任時。但我一想,作為一個劇作者,我能──如果您允准我──進入您的生命裡,至少到某個程度。我想我能理解您的思考方式下的某些東西、您的問題、您的苦、您的態度、您的知識和政治傳統、關係、偏見與感受。

儘管如此,我所能推薦給您的唯一課程,不幸地,就是最艱難和最危險的:真實之路。

在另一方面,講個公道話,我必須說,我深信您在現在情境下的恥辱,必須有人分攤。不幸地,在此存在著某種程度無情的歷史正義,事實上正要求您在這麼一個困難的情況下做出決定。我忍不住地召回去年8月您從莫斯科回來時我個人的反應。雖然我被您所承擔的肉體與精神壓力所震動著,也深深體認到情境的複雜,更從沒有一刻懷疑過您用心之篤誠。然而我還是確信,從《莫斯科協定》(Moscow Agreements)簽字的一開始,您就犯下可怕的錯誤,而使您最後遲早要付出昂貴的代價。

我的預測不幸成真。《莫斯科協定》事實上不過是延後了對於干涉必須回答是或否的時刻。迴避這一問題,會導致一個暫時的事物狀態,卻永遠不會是一個長期政治解決方案的起點。精神分裂的緊張狀態在干涉後的頭幾個月出現,而遲早會結束,在新的衝突中,或是更可能地,在完全的投降之中。

我並不譴責推遲,在對的地點和對的時間,它可以成為有效的武器。在這個案例裡,無論如何,在此,我認為您的錯誤的癥結,是在推遲中把捷克斯洛伐克陷入一個恐怖的不利益中。這只能反對您。只要某種形式的「不」於那時在您一方被提出(比如要求在簽字之前徵詢國民),就可能獲得某種具體的政治成果(事情將在您的偏好下發展:預謀的黨內政變流產,對於干涉的政治支持不再,蘇維埃的領導出現障礙)。當狀況越來越不利於您,延遲給出的一個清楚的答案,乃僅僅意味著延緩時間,所以現在,您的任何「不」,只能具有我曾經提及的長期效果。

這是可理解的,《莫斯科協定》事實上是您自我欺騙的工具。因為他們並未清楚和毫不含糊地對干涉說好,他們提供給您的是成功的錯覺。在此同時,他們還為了確保最終毫不含糊地必定說「好」,從召開被取消的第十四屆國會開始,一直到展開簽署佔領條約的磋商為止,進行了所有的鋪墊工作。《莫斯科議定書》(Moscow Protocol)為那些在您保護下的逆行結構的不受干擾和完全穩定爭取了時間,而目的卻是要吞沒您;這些逆行結構沒有一個在去年8月時存在,有也不可能做甚麼。去年8月,您曾經能夠信賴的活力單位的精神與組織的逐漸瓦解,是以您的名義和在您的庇護下設立的新結構的自然的和深思後的結果,這些新結構的用意,是要剝奪您所有重要的權威與權力來源。

請理解我:我這樣說不是為了要反控過去和顯示後見之明。我沒有這樣的意思。依您當時所為,根據經驗便可指出,您所做的一切都是錯誤的,而且可以和應當做得更好。但這已和現在要談的無關,我之所以提起,只是要指出,圍繞您的決定的困難狀況,並不是天然災害,而是邏輯上發自您過去的政治決定、意圖和錯覺(當然,經過我的一番深思熟慮,換做是我,就不會觸犯您8月之前政策上的某些嚴重錯誤,因為那出於有關蘇維埃領導的常識的信念太過天真,缺乏對現實的評估。而這本有助於「人民」運動的強化,轉移軍事干預的危險,或至少使它更加困難)。您推論的公正,以及您的用心之誠,不幸地,並未減輕您所要分攤的責任;它來自於政治計算的結果,而不是出自善良的意圖。

[……]

因此,真的只有現在,當您必須對於您的行動做最後的考慮,以及揭露甚麼是您真正想要在運動之後表述的,致命的時刻才算來臨。經由您現在所採取的立場,您要不是將使整個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進程如同一個無可避免的錯誤而被註銷,就是採取大膽、危險和困難的步驟,以重新確認其真理性,作為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來源,而這對於您挑戰貴黨的權威、您的運動和您的同志們,都是頗為可貴的。

現在的問題是:是否您和您的同事們所有的失算和失誤,都將會被您決定以一千倍的代價贖回,用信念支持,但也將您的未來置於危險之中?或者,您是否甘願以您的生涯甚至您的生命作為賭注,賭去年的實驗,在人民的眼中,是否不過是一個令他們因此無端受害的巨大騙局?

在您身上,這一點是可能發生的:容我懇求您洗去我們所有人的罪愆,成就一個具象徵性和救贖性的犧牲,而這是我們的民族自身無從以非象徵性的方式做到的。也許您在想著,那些期待您犧牲的人們,只是想推卸責任,而僅僅要利用您去讓他們自己安心。

從許多面向來看,您這樣的想法是合理的,但並未改變此一事實,即您必須依人們的期待行為。一個政治人物──就此而言,任何一個社會菁英──不能僅僅是一個社會的「功能」。在某種程度上,社會同時也是其政治人物與菁英的「功能」。這些菁英在社會中行動,和動員他們所能在其中動員者。懦弱的政策鼓勵社會中的懦弱;勇敢的政策刺激人民的勇敢。我們的民族有一種與懦弱和勇敢行為有關的能力,表現在神聖的激情或自私的冷漠。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有英雄般地戰鬥和不怕丟臉地公開指責他們鄰居的能力。在某種時刻,無論在社會之中或個人之間,哪一種習性會出現,絕大多數依賴政治菁英創造的情境,在人民面前的選擇,和其所能鼓舞於人民的特質;簡言之,即依賴於菁英的活動和示範的刺激。這就是為什麼政治對於那些從事者的人格和道德品質要提出巨大的要求。更有權力的政治人物,也就相應有更多加諸其身的要求。

如果今天的政權主要允許自私、懦弱和名利的發展,如果它將權力相當程度上精確地立基於以上的特質,而現在它則更加依賴於您,特別是去證明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或者共產主義運動,是否能提供另一種行為的模式,以及動員人民和社會中其他更強的力量。不論任何情況,今天您之所以處在如此困難境地的理由之一,是因為經由您的政策,您──基於良好的用意,當然──使社會多數部門幾近自發形成強大和史無前例支持的系統性復原成為可能,因此,人民能夠與您為了共同目標、無視危險地一起工作。有人相信黨和民主集中制原則的領導角色,然您自願的行為若基於那些信念的精神,則將會大量地剝奪我們普通公民(他們絕大多數都不是黨員)自我決定的力量。

現在,您正處在一個情境,您可以扮演自己主張的領導者角色,而且更多的正義感您也確實擁有,這都使您有責任,以我們的名字從事另一種有意義的行動:不是行使權力,而是反對它。

您面對的任務是再也清楚不過的了。如果您相信,1968年在您的領導下,您試圖人性化和民主化社會主義,並且使它與歐洲工業和文化發達國家的情況一致,是一項正義和正當的實驗,合乎人民的意願,亦無礙於他們的生活水準;而且假如您確信,1968年蘇維埃聯軍突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不正義且不正當的對於實驗的干涉,則您必須清楚地這樣說出。您必須如是說,無視於將招惹當前共產黨領導的巨大困難,將個人的出路置之度外,甚至無視於您因此而將招致的政治處境。如果您不,您則應當去說反話,然則這可能將導致破壞性的結果。

[……]

我並無意自居為人民的發言人。但如果今天任何事情都是肯定的,今天多數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準會認為我所做的就是。在其他地方可能很難想像這種情形。事情的本質很簡單。您,無論如何,是處在極端複雜的各種壓力、力量和觀點的中央。這一點卻正好可以讓您走出黑暗和紊亂的森林,找到我們可稱之為「單純作為人的理由」的光明。每一個普通的、正派的人,都會想到這條路。一個政治人物達致真正的政治成功,只需要單純地做一個誠實的人,而可以把關係性的政治考量、分析、計算和行為的複雜網絡都擺在一邊的時刻已經到了。在非人性化的政治操縱架構下,這一突兀的人性基準主張,正可以像閃電照亮夜色。真實再次突然呈現為真實,理性是理性,榮譽是榮譽。

親愛的杜布切克先生,在即將到來的幾天和幾週內,我,和無數追隨我的公民們,將會一直為您著想。我渴望,也將期待著您的偉大事業。

您至誠的
瓦茨拉夫.哈維爾
196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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